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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历史
1937年10月28日午夜,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
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女童军杨惠敏将一面12尺长的国旗裹在身上,冒着战火自公共租界出发,凫过苏州河,将国旗成功送至四行仓库。第二日早晨,四行仓库顶楼升起了这面国旗。硝烟中升起的这面旗帜,让据守四行仓库与阵地共存亡的“八百壮士”和上海市民倍感鼓舞。
大多数人对“八百壮士”这段故事耳熟能详,这场前后仅仅打了8天的保卫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中淞沪会战的结束。但从那时起,“八百壮士”便似乎消失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位华侨的一次“偶然发现”,才使“八百壮士”重新回到公众的视线,弥补了“八百壮士”的后半段故事。更重要的是,借此新契机,千千万万散落在东南亚各地的二战中国士兵遗骸的下落,引起了国人的关注。
胜利孤军成俘虏
1937年,秋风萧瑟中,淞沪抗战进入了紧急关头。
日军已攻陷大场、江湾、闸北、庙行地区。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战局危急。为避免全军覆没,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决定将主力撤至苏北河以南阵地。
10月26日晚,守卫战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在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连夜西撤。媒体用“八百壮士”来称颂守卫四行仓库的孤军,实际上他们只有400多人。
经过4昼夜激战,守卫四行仓库的将士击退了敌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数十次进攻,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大部队西撤的任务,重新振奋了因淞沪会战受挫而下降的中国军民士气。
然而,“八百壮士”孤军抗战的举动,引起了与四行仓库仅一河之隔,苏州河东岸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不安。
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
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与英军将军斯马莱特会面,会议决定第524团撤至公共租界,并和正在上海西部战斗的第88师汇合。
31日,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他当即表示:全体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但经再三电令,剩下的370多名将士才不得不退入租界。
他们首先从四行仓库撤退到中国银行。虽然只是跨过一条西藏路,但却踏入了另一个天地。租界是国中之国,一切均由以英国为首的洋人主宰。
孤军营的生活
时年19岁的王文川,是连里唯一一挺重机枪的机枪手,如今已是91岁高龄。他回忆说,孤军们被安排住在中国银行一个地下室里。
第二天凌晨4点,士兵们被要求缴出所有的武器,大伙儿勃然大怒,却不得不缴枪。在战场上流血牺牲没有流一滴眼泪孤军们,那一刻都哭了。
当天,“八百壮士”被转移到沪西余姚路一片15亩大的空地上,与胶州公园仅一墙之隔。四周被铁丝网围着,有租界的白俄士兵监守,不许他们走出半步。
不久,环境的艰苦、心情的忧愤,就使十几位官兵相继病倒。王文川也得了严重的急性肠炎,卧床半个多月。
为了重振军心,团长谢晋元带领士兵们自盖营房。他们建起了宿舍、厨房、礼堂。为了锻炼身体,他们又自建了篮球场、足球场和排球场。士兵们还被编成三个班,学习算术、常识、历史、地理等,还自制肥皂、毛巾等生活用品。
他们虽然身陷孤军营,但并没有消沉,尝试用各种方法引起外界的重视,离开这个地方。 1938年2月,谢晋元在孤军营接受了新闻记者的采访。他呼吁道:“余敬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呼吁,请主持公理正义,唤醒公共租界当局注意其自身中立态度,实践诺言。更有望于当日呼吁我政府下令撤退之友邦人士,为国际正义而好终为余等赞助,则不独余等之幸,实全世界人类正义之幸。”然而,租界当局和“友邦人士”对他们的呼吁却置若罔闻。
1938年8月上旬,为了纪念陆军第88师在上海抗日一周年。谢晋元向租界工部局再三交涉,要求在孤军营内升国旗。工部局同意了,但租界当局却派人进行干涉。通过双方反复斗争,最后商定,将旗杆截去4尺。
8月11日早晨6点左右,孤军全体官兵齐刷刷地站在操场,谢晋元带领全体官兵举行升旗仪式。但没过几分钟,400余名手持武器的白俄士兵将孤军包围,强迫降旗。遭到孤军断然拒绝,一场冲突在所难免。手无寸铁的孤军终究不敌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白俄兵,不但国旗被夺走,还有100多人受伤,41人受重伤,3人死亡。
“八百壮士”受到了重创。更大的打击却还在后头。1941年4月,他们最为爱戴的谢晋元被暗杀,孤军们亲眼目睹这一惨状,无不悲痛欲绝。
7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军占领英法上海租界,孤军们顷刻变成日军的俘虏。失去自由的孤军们,原本一心盼望着很快能够再次投入战场。至此,“八百壮士”重返战场的梦彻底破碎。
遗落西南太平洋
日军进入租界后,孤军们被押解到上海附近的宝山县月浦机场,住在一个空出来的军营里。这里戒备森严,四周拉有电网。他们被迫劳动,“八百壮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囚犯。
半年后,“八百壮士”被拆散,一部分被遣送至杭州、孝陵卫及光华门(南京)做苦役,还有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还有一批,则被押送到远洋之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相比较而言,留在大陆的士兵要幸运得多。部分被送至孝陵卫及光华门的士兵于1942年11月逃脱,其中一部分在重庆重新归队,另一部分就近参加了游击队。被送至其他地区的士兵许多也先后逃脱日军的魔爪。
被送到安徽芜湖裕溪口装卸煤炭的王文川,趁看管不注意,躲进一户农家的茅草屋顶上,日本人收工点名时发现少了一人,用刺刀向顶棚上乱刺一阵,躲藏在里面的王文川差一点被刺中。等日本官兵走了,他才敢出来。
从芜湖逃出来,王文川一路讨饭,一路打听,凭两条腿,整整走了3个月,终于到达重庆大坪的国民党散兵收容所。
而被押送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那部分官兵,命运要悲惨得多。
1942年秋,25岁的湖北人田际钿和其他几十名官兵被押送上一艘日本大型军舰。军舰共有9层,他们被赶到最底层。里面不见天日,闷热无比,连床都没有,不少人晕船、拉肚子,田际钿一个来湖北自通城县的老乡就热死在军舰上。
在太平洋上颠簸了48个昼夜,军舰到达澳洲一个叫新不列颠的荒岛上。
上岛后,田际钿发现共有160名中国战俘,其中包括被俘的新四军、游击队战士。来自孤军营的这几十个人被拆散编队,田际钿被编入“中国军人勤劳队”。
那是一段让这些枪林弹雨都不惧的铮铮男儿都苦不堪言的日子。他们的劳动十分繁重,生活极其艰苦。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的重体力活,住的是岩洞,吃的是瓜薯,有时还吃日本人丢下的猪牛内脏和骨头。也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一旦患了病,就只能眼睁睁等死。田际钿经常看到日本兵把死亡和重病的战俘用卡车运到深山里去埋掉。
两年多后,当初160人的中国劳工队,只剩下38人。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不久,麦克阿瑟统率的盟军澳大利亚13师乘舰只驶近该岛海岸。
岛上的中国战俘得知情况后欢呼雀跃,田际钿等二三十人下海一直游了500多米后爬到舰上,和盟军士兵一齐享受胜利的喜悦。
1946年,他们经香港回到上海。至此,“八百壮士”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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