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最好的女人”贺子珍的沉默晚年

加油

来源：人民日报

百年前的中秋佳节，贺子珍诞生在江西永新。18岁出落成“永新一枝花”。她投身革命，在井冈山的万顷翠竹中，与毛泽东相识。从此，她的生命之舟，随着与毛泽东的婚恋离合，随着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而跌宕起伏。

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是阳刚的、浪漫的、壮怀激烈的。在艰苦的革命年代，他和贺子珍的感情“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他们的6个孩子，或失散在颠沛流离的长征路上，或死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唯一活下来的，只有女儿李敏。“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深切的父爱，都凝聚在这个名字里。待到唯一的外孙女出世时，毛泽东用自己最钟爱的梅花，为她取名“孔东梅”。

作为毛泽东家的女性，她们注定要承担起双重角色:既是温柔的女子，又是坚毅的巾帼英雄。贺子珍、李敏、孔东梅走出了风采各异的人生路:从一生痴情的女战士，到平淡是真的普通人，再到前卫时尚的儒商。她们谱写了毛泽东家三代女性的百年传奇。

贺子珍，孤独一世情

30年前的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贺子珍等人为政协委员。同时配发了照片: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慈祥地坐在轮椅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看画报。

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小女孩则是她的外孙女孔东梅。

“贺子珍出来了！”作为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消失”40年后奇迹般地出现，当时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而今，30年过去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几经周折，寻访到贺子珍最后岁月的两位见证者。一位是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外孙女孔东梅，另一位是多次走入贺子珍内心世界的新闻记者王行娟。她们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诉说贺子珍的人生和爱情。1927年盛夏八月，18岁的贺子珍随江西永新暴动队伍来到井冈山；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在万山丛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他愣住了，没想到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7岁成为中共党员，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作“永新三贺”。少女时期的贺子珍，中等身材，皮肤洁白。她喜爱思考，两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学生装，梳着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贺敏学夫人李立英的脑海里。孔东梅正是从这位“舅奶奶”那里，知道了这段爱情。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外婆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贺子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十年婚姻生活。孔东梅说，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最惨烈的，是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孔东梅说:“外公曾经讲过，‘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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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孔东梅的母亲李敏，乳名娇娇。后来又到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成为贺子珍一生中与毛泽东最后的家。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走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直到1998年，孔东梅才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异常珍贵的资料。曾志这样写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王行娟根据贺子珍晚年的回忆分析，作为一名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对于“夫人”身份，很不能适应。“她是一个真正有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要把重心转到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她心里不痛快。”孔东梅则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柳瓦)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孔东梅说:“外婆刚失去一个儿子，又收到这封信，这种刺激可想而知。”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但早期她从没点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他们叫她“贺妈妈”。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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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东梅曾经读过外婆晚年写给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长，看后让人心酸。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外婆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但妈妈说，不是那种真的狠打，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妈妈挨打就会哭喊，别人以为外婆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

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是个难解之谜。王行娟说，每次提起这段往事，贺子珍就泪流满面，痛苦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
心中只有毛泽东

直到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回到中国东北(岸英已于1946年回国)。建国后，李敏和岸青回到毛泽东身边生活。孔东梅说:“根据妈妈回忆，那时候外婆曾经考虑过要开始新生活，她曾向一位老战友讲，她有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来；第二，她希望见一见外公，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这个心愿，直到12年后才实现。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贺子珍秘密会面。2004年，孔东梅重上庐山。从参与安排那次会面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那里，孔东梅了解到当时会面的经过: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没想到能见到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当晚，贺子珍彻夜难眠。“外婆兴致勃勃地向睡在她身边的水静，讲述他和外公从相识起的点点滴滴，直至天明。”

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平时，则是李敏作为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传递消息和礼物。“我曾经见过，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男用真丝旧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捎回的白手绢。外婆去世后，妈妈在她留下的三个箱子中，还看到了那条保存完好的手绢。”

沉默中走完人生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的安排，离开东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后来搬到徐汇区湖南路262号，期间，只有彭德怀和陈毅去看过她。

贺子珍晚年，身体一直不好。1954年9月，收听完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贺子珍突然发病，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犯病。现在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发表讲话，外婆就会晕过去。外公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泪。听说外婆生病，他就写信给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结束后，贺子珍的命运才有了改变。1979年9月，中央接贺子珍到北京。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我们事先一再嘱咐外婆，不要太激动，不要太伤心。她看上去还是挺平静的。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我看后非常震撼。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发出来。”贺子珍在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落款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孔东梅说，外婆贺子珍是一位最好的历史见证者，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