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几一些小故事？

丁小宁

《毛概》课，需要每个人做课前演讲，马上就轮到我了，我想从长征的衣食住行的方面，侧面介绍毛泽东，希望大家给我的资料或建议。
谢谢了！

请帮这位来到南昌知道栏目的网友解答此问题,谢谢!

丁小宁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争议，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理由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没有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他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决策核心。军事上他也不是最高指挥者。遵义会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在党内分工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之后又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又称“新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指挥。毛泽东说，周恩来是团长。因此，有人认为，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我们的看法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个提法是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什么呢？简单列举三个理由：

　　第一，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两个重要决议，都肯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中说：“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两个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央全会上举手通过的。党中央作出这样的结论，是根据客观历史实际得出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中央批准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采用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表述。

　　这是我们第一个理由，就是中央的决议都是作了充分的肯定，很多领导人都是亲身经历过这段过程的。

　　第二个理由，我们说遵义会议主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的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就是遵义会议的决议，完全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主张。聂荣臻说，遵义会议决议是以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为基础形成的。会议通过这个决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也就是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确定为党的军事路线，这比名义上的职务安排更加重要。而且，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在毛泽东主导下形成的。当时，打破国民党围追堵截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党的负责人张闻天不熟悉军事；周恩来是军事指挥上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他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重大决策都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导形成的，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第三个理由，大量的史料，特别是亲身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的回忆，都肯定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比如陈云1935年10月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就说，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时候肯定要真实反映情况。张闻天自己都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说明张闻天自己都承认毛泽东是领导中心。有关材料反映，当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时，起草组同志把形成的决议草案送给邓小平同志审看。当时，草案在表述遵义会议时，考虑到毛泽东没有名义上的最高职务，写的是这次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邓小平看了后说，这个事情他清楚，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的同志表示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最后形成的决议就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根据这几点理由，我们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是正确的。

　　南下与北上之争

　　第二个问题，关于南下与北上之争的性质问题怎么认识。

　　南下与北上之争，是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党内发生的一场斗争。当时中央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张国焘不同意，要南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中央在1935年9月12日召开俄界会议作过结论。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里说，“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也就是说，中央俄界会议认为，南下北上之争是原则分歧。对此，以前没有不同意见。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有人提出，大家都是战略转移、战略退却，只不过你想退到北方去，我想退到南方去，就是战略退却的方向不同，只是一个意见的分歧。

　　原则分歧和意见之争性质是有区别的。

　　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这场斗争绝不是简单的战略退却方向的意见之争，实质在于要不要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因为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集体通过的，是党根据国内形势变化制定的正确方针，张国焘在会上举过手，会下又出尔反尔表示反对，这既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也是违背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的。因为北上抗日是当时大势所趋。

　　其次，这场斗争关系到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前，张国焘并不清楚中央红军的情况，他估计最少应该有10万人，当时在部队中提出“欢迎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周恩来回忆说，会师后张国焘问他，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周恩来告诉他说，我们在遵义时大约有3万人，现在也就是2万人左右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当时，张国焘手里握着8万重兵，而且兵强马壮。红四方面军从陕甘苏区撤出来以后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而中央红军经过9个月的转战，兵力损失很大。红四方面军衣装整齐统一，看上去精神抖擞；而中央红军长途跋涉，衣衫褴缕。张国焘心里就不平衡了，加上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超过其他任何人。所以，他仗着自己枪多、兵多，就不愿意服从中央的领导和指挥，提出要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否则没法北上。中央为加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统一指挥，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他不满足，他要当军委主席。中央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却企图改组中央，控制党的最高领导权。你什么意思？要用枪杆子指挥党，这肯定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这场斗争看上去是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它的要害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斗争的再一个焦点是团结还是分裂，如果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按照中央的北上方针迅速北上夺取松潘，那么红军北上的时间会大大提前，艰辛程度会大大减轻，就不必过草地，损失那么大。张国焘坚持南下，事实上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给党造成巨大的损失，给红军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这场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见之争，是一个原则之争，路线之争。

　　真正的两万五千里

　　长征研究中，还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比如二万五千里。中央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问题，以前国内国外都没有人质疑。上世纪七十年代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过质疑。但是这个问题从2004年开始成为问题了。为什么呢？2003年底有两个英国小伙子重走长征路后，他们宣布说，根据他们用GPS精确计算的结果，红军长征的历程实际上不到官方宣传的2/3,只有三千七百英里，也就是六千多公里，一万两千多里。他们还说，如果要说两万五千里，那么是各路红军长征加起来的里程为两万五千里。他们这个言论一出来以后，国外一些媒体乘机渲染，说这两个人用他们的行动粉碎了中共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也就是说，长征两万五千里是虚构出来的，根本没有那么多。这两个人本身并没有恶意，他们走长征路后对红军的艰苦斗争精神是肯定的，觉得红军很不容易。但是他们的这些言论在国外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的一些媒体不了解情况也跟着说，在报道一些重走长征路的活动时说将严格按照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行走六千公里。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

　　《长征》毛泽东的形象塑造

　　关于长征，大家星星点点的都知道一些，但长征的全貌究竟是怎么样的？长征作为政治家的舞台，锻造出了我们建国初期的一批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等都是在长征中锻炼出来的。而长征作为军事舞台，它又锻造出一批了不起的军事家。比如建国后的十大元帅里有九个元帅都是长征锻炼出来的。这么多历史人物，许多复杂的历史事件，怎样展现给大家呢？下面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说说长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首先要说的当然是毛泽东。

　　大家都晓得，毛泽东没出国留学过，也没学过军事，人家说他就靠着《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打仗。毛泽东后来说他以前连《孙子兵法》都没有看过，是到了延安后才读的。但是毛泽东熟知中国的历史，熟知中国的文化。长征以前他在中央苏区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样一条道路，弄了七八万人马，创建了根据地。但是共产国际是不讲这些的，博古他们来到中央苏区，就把毛泽东的军权夺了。结果“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开始的时候，因为苏区丢了，许多人都产生了怀疑情绪。比如大家都说湘江之战惨烈，从八万六千人打到只剩三万多人。其实我到湘江考察，江面不过一百多米宽，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三四百米，五万个人放那里，还不卡死了？后来我看了很多材料，看到毛主席曾说，湘江之战有不可预测的减员，其实就是打散了啊！湘江战役之后，陆定一写了一篇文章《老山界》，凄凄惨惨的，这就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感觉。

　　但是，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有词为证——“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大家不理解毛泽东是种怎样的心情？都败成那样了，要吃没吃，要喝没有，还快马加鞭？在中国的词当中，没有太著名的十六字令，但是唯独毛泽东的十六字令，三阙，48个字，很著名，表现出一种乐观主义，不像别人那么悲观。所以我要把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写出来！

　　长征的时候毛泽东41岁，正是最成熟的时候，处理问题的策略性很强，这是我要表现的毛泽东的另一面。比如说遵义会议，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获得军队的领导权也是众望所归，但依旧面临着一个向共产国际如何交代的问题。所以担任核心领导的“新三人团”还包括张闻天和周恩来。张闻天是斯大林所支持的博古和王明的老师，而周恩来在斯大林那里印象也不错。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是有很多考虑的。现在有种说法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如张闻天，我看了全部长征期间的电报，遵义会议后基本都是毛泽东起草的，应该说毛泽东拥有实际的指挥权。

　　长征中，毛泽东不仅以自己的军事天才领导失败中的红军走向胜利，而且还利用手中掌握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战胜了中央主要领导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教条主义，战胜了持强自傲的张国焘公然向中央夺权以及分裂与危害党的阴谋。对此，彭德怀曾说过“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我以为这话是公允的。

　　最后我给大家讲的是地域文化对毛泽东性格的影响，这属于我个人的一家之言。毛泽东是在湖南长大的，自然受历史上楚国文化的影响，楚国的地域文化是什么呢？从地理上看，长江冲出三峡，然后在两湖大地一泻千里。所以这里的人性格刚烈，连民歌男的都比女的唱得高。古代的屈原，一直到后来的陈天华、谭嗣同，这些湖南人都有这样的性格特点。

　　总之，作为编剧，忠于历史、匡正历史，展现一个长征中有血有肉的毛泽东，才能征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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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于1910年随伯父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铁岭市）银岗书院并在奉天（今沈阳市）东关模范学校读书。1913年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1917年9月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9月入南开大学，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并与运动中的其他活动分子共同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2年和赵世炎（后来是党的前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秋回国后，曾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领导上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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