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官员现第四次“下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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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欣
2015年农历新年伊始，已经有多位证监会官员办完离职手续。从去年开启的这一波辞职潮将成为证监会官员集体下海第四次浪潮的开端。
证监会内部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和身边的同事近期都在考虑转型。“一是工作压力太大，二是几乎没有上升空间，三是薪酬收入与机构相差过于悬殊。”与机构上百万元年薪相比，审批事项缩减后几近清水衙门的证监会很难不人心思动。
除了面临职业生涯的天花板之外，注册制改革必然收紧寻租空间，这或是促使证监会官员在注册制落地前“提前下海”的深层次原因。
官员离职引肖钢反思
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江向阳已经于去年12月离职，到招商局任职；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周健男也于去年12月离职，出任大成基金党委书记；证监会创新业务监管部副主任王欧到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投资部任职。
对于证监会官员频繁离职，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内部会议上专门进行了原因分析和自我批评。肖钢表示，从2014年主动离职的中青年干部离职情况分析看，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关注的不够。
江向阳、周健男、王欧，还不是陆续离开的中青年干部的全部。
此前，证监会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罗登攀于去年年底就任大成基金总经理一职。证监会国际部原副主任汤晓东，也是证监会近年的“千人计划”中引入职务最高的一位专业人士，于去年8月，出任华夏基金督察长。上海证监局原官员陶耿，去年3月就任光大保德信总经理。
证监会上市部三处处长马骁也告别任职超过12年的证监会，加入华泰证券。证监会发行部监管一处处长段涛，去年履新中德证券。与段涛一起到中德证券赴任的还有另外两位来自证监会的前监管干部，他们将负责公司的合规事务。段涛2002年进入证监会，在关键岗位上任职多年。有消息称其未来将接任中德证券的副总裁。
业内人士分析，证监会官员集体“下海”已并非个案。除了肖钢反思的原因之外，注册制改革比市场预计的快速推进，或是促使证监会官员“提前下海”的深层次原因。
“随着资本市场监管的进一步开放、透明，过去一些看似‘油水’很足的部门都将面临极大压力。压力一方面来自寻租空间的减少，利益骤减。”刘明（化名，北京某不愿透露姓名某券商高管）分析，另一方面则是近年来，市场将资本市场深层次问题更多地归咎于监管部门身上，质疑、批评声重，舆论压力太大。此外，针对金融机构持续深入的反腐也成为官员下海的直接推动力。
券商成下海新归宿
证监会官员第四次离职潮始于2014年。在国务院主导下，伴随着各权力部门的简政放权，审批事项的缩减，陆续出现中青年干部主动单方向“下海”。
“去年开始的这拨离职热可能与IPO注册制推进超出市场预期有关。”刘明预计，后续还将有多名与注册制改革利益攸关的部门官员请辞。
对此观点，业内也有不同意见。
“证监会官员下海是正常的人才流动，不是IPO注册制深化改革的直接结果。”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强调。“在高级人才密集的证监会，除了竞争激烈，绝大部分人也存在晋升的天花板，由于晋升阶梯有限，跳槽机构也属正常行为。”
董登新也承认，在证监会放权之后，随着审批事项的减少，油水也少了。不过，由此“推断官员下海与此直接相关，不仅有失公允，也缺乏足够的证据”。
记者注意到，基金公司仍是证监会官员“下海”的重要出口。
始于1998年到2013年的前三波离职潮中，共计超过40人去基金公司任职。这一波也不例外。
罗登攀、陶耿、周健男、汤晓东都分赴不同基金公司任总经理、党委书记、督察长等高管职位。
业内人士分析，之所以集体涌向基金公司，与证监会对官员离职后的有关限制规定有关。
2009年发布的《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中明确规定：证监会领导干部离职需要在三年“冷冻期”满后方能在与其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监管对象机构中任职，一般工作人员的“回避期”则为一年。但也有豁免情况。即在监管机构中担任合规总监、督察长、首席风险官等职务（经证监会核准后）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官员频频集体跳槽的原因还与监管层人才流动新规密不可分。有消息称，从2015年开始，官员离职后到被监管对象机构任职的将严格执行三年规避期。
除了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也成为这一轮离职的官员新归宿。最典型的是段涛、马骁等证监会前官员都相继入职证券公司。事实上，证监会处级以上监管干部由于专业能力和对行政审批体系的熟悉程度，向来是机构“挖角”时最青睐的对象。其之前在监管层多年形成的人脉也是基金、券商拓展各项业务的重要资源。
法治推进权力后退
一直以来，业界对证监官员空降原监管机构一直持异议态度。
证监会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天然是监管与被监管关系。官员下海之后，由于角色的互换，双方变成利益共同体。从猫和老鼠的关系变成大猫和小猫的关系。这使得市场质疑证监会在执法时容易网开一面，执法力度不严。
值得应幸的是，从国务院主导的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深化改革，以及证监会“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市场化监管理念之下，证监会官员下海后在机构中所起的作用也日趋减弱。
来自证监会副主席姜洋的数据也佐证在资本市场监管转型中，证监会下了简政放权的“先手棋”。2014年，全面取消13项行政审批，还有一批拟取消事项已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公布。
“现在证监会所管辖业务，几乎大部分流程都已经向全社会公开，对于机构而言，公关与不公关效果差不太多，与以前有天壤之别。”刘明表示。
2015年开年，证监会对IPO及企业再融资的审核进一步公开透明。从2月1日起，IPO发审过程中的相关内容将在网上向社会公开，接受各方监督。一起公示的还有企业再融资审核情况。而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目前有90%以上的交易单数已不需要证监会审批。
资本市场法治的进一步推进也必然逼迫权力的进一步后退。
在2015年初召开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肖钢透露，正在积极探索建立事中事后监管新机制。与事前审批为主的机制相比，事中事后监管新机制最大的特点是，监管权力和责任边界清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p>“我们要抓紧研究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要求，在证券期货市场外商投资领域探索建立负面清单。”肖钢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