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抗诉 体现司法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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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形下，司法能动性多数情况下指在司法活动过程中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在中国，主要是由最高法院发布或者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抽象性司法解释，来指引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适用。近年，又出现最高法院通过发布案例指导来促进法律适用。今次，最高检察院有效运用抗诉手段，协力最高法院，推动法院完成了相关同类案件的法律适用，以及标准统一与裁判指导，无疑也是一种司法能动性的体现。
                        宋一欣
在证券市场中，检察院提起公诉而形成刑事诉讼案件的不在少数，但见报的抗诉案件并不多，抗诉而得以改判并加刑的则更少。今次，马乐案是一例。
2015年12月11日，最高法院在深圳市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做出再审判决，对马乐改判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913万元，其违法所得人民币19120246.98元依法予以追缴，并上缴国库。
马乐案几经曲折。
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发生于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的两年间，案发时他供职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经理。2014年3月，深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深圳市中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处马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884万元，同时追缴违法所得1883万余元。
2014年4月4日，深圳市检察院以“适用法律错误，量刑明显不当”为由，向广东省高院提出抗诉，2014年10月20日，广东省高院驳回抗诉，判决维持原判。
2014年11月27日，广东省检察院提请最高检察院抗诉，最高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于2014年12月8日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最终在2015年12月11日，最高法院在深圳市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作出了上述再审判决。
马乐案的判决过程，引起了证券界、法律界的关注。除了该案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加大对该类犯罪的惩处力度、警示证券从业人员、净化与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之外，笔者认为，在该案中，三级检察院接力运用抗诉这一审判监督手段、逐级向上级法院抗诉，克服了检察机关以往只能被动介入证券市场实践的窘境，而是适当主动地通过案件审判、案例指示、案况警示，有限地作为而介入证券市场，并且为之释法、定规、立制乃至纠偏，这对证券市场的法治建设，无疑具有积极、能动的意义。
我们看到，同类的做法过去在资本市场中也曾发生过，这就是云南绿大地公司、何学葵等欺诈发行股票案。
2010年7月9日，云南绿大地公司公布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对绿大地公司、原董事长何学葵等人给予公开谴责。2011年12月2日，云南昆明市官渡区法院对绿大地公司、何学葵等人作出刑事判决，认定其犯有欺诈发行股票罪，而判处绿大地公司罚金人民币400万元，判处何学葵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2012年1月31日，昆明市检察院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该判决存在错误，部分量刑偏轻。2013年2月7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重新作出新的一审判决，认定绿大地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罚金1040万元；何学葵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其他人也分别被判处2年3月至6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般情形下，司法能动性多数情况下指在司法活动过程中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在中国，主要是由最高法院发布或者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抽象性司法解释，来指引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适用。近年，又出现最高法院通过发布案例指导来促进法律适用。今次，最高检察院有效运用抗诉手段，协力最高法院，推动法院完成了相关同类案件的法律适用，以及标准统一与裁判指导，无疑也是一种司法能动性的体现。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指出，法律就像是一块编织物，用什么样的编织材料来编织，是国会的事，但这块编织物不可能总是平平整整的，也会出现皱折；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烫平。
这段话，对法官适用，在一定条件下对检察官也有效。
<p>（作者系律师、上海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