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联动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政策理性

与风竟速

在中国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代，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必须把握三个维度：一是基于国内经济结构均衡的维度，既要加速清理发展沉疴也要保持有效的经济增速；二是基于国内外市场高度联动的维度，以政策理性传递中国有管理复杂经济系统能力的信号；三是基于全球金融三边均势的维度，加强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代，我们必须把握三个维度：基于国内经济结构均衡的维度，既要加速清理发展沉疴也要保持有效的经济增速；基于国内外市场高度联动的维度，以政策理性传递中国有管理复杂经济系统能力的信号；基于全球金融三边均势的维度，加强与美欧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章玉贵
业已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参与主体之一的中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本国经济政策的外部传导效应。
随着李克强总理日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各部委“积极回应舆论关切”的信息释放，在中国经济改革与政策投放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的国家发改委随即举行了记者会，回应国内外舆论近期关注的相关敏感话题。而过去数月鲜有露面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则于近日接受《财新周刊》的长篇采访，就近期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及数字货币等问题做了详细阐述，称没必要对短期内的外汇储备下降感到担忧，并直言中国不会让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保障国际收支盈余和金融稳定。海外舆论对此评论道，以往由其副手或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来表述的话，现在正由在全球央行领域有着极高声誉的周小川亲口说出，目的是努力向投资者灌输对人民币的信心，这样的话中国政府就不用采取极端措施。
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是理性决策的前提，也是避免市场误判和复杂解读的必要条件。的确，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可以关起门来自搞一套的封闭经济体了，而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体，第二大经济体，并跻身全球主要的资本输出国行列。在对外贸易与投资方面，去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超过了6150亿美元，中美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欧洲和美国分列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更在2015年超过加拿大成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仅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就超过1180亿美元，实现了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截至去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基于迅速增长的实力，中国已是全球贸易投资领域的最重要参与主体之一，并有望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全球货币与资本领域的重要参与主体。
正如有市场人士所说的，“如果你想拥有一种储备货币，与媒体和市场互动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确，从去年“8·11”汇改情况来看，本意只是技术性调整且仅有1.9%的贬值幅度，不想竟引起国际上如此大的反弹，除了日渐敏感的金融传导机制推波助澜外，不能不说，缺乏畅通的国内外沟通机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之后，国内外市场分析师花费数月时间估算了中国央行到底动用了多少外汇储备来捍卫人民币。想必各位都还记得，再往前推几年，中国央行网站上刊登了周小川行长关于超主权货币（SDR）的构想一文，旋即引起美国财经高官的密切关注，以致中国外交部安排记者吹风会对此作了相关说明。足见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时代，中国任何重要经济政策信号的释放都有可能产生极为敏感的传导效应。从这个角度而言，笔者赞同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中国需要弥补货币政策的沟通“赤字”。
在中国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代，驾驭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必须把握三个维度：一是基于国内经济结构均衡的维度，既要加速清理发展沉疴也要保持有效的经济增速；二是基于国内外市场高度联动的维度，以政策理性传递中国有管理复杂经济系统能力的信号；三是基于全球金融三边均势的维度，加强与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具体而言，必须站在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角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前瞻性，亦即既要防止发生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又要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其实，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对今年的工作做了很好的部署，各级各地政府要落实的，是切实做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个方面的工作，避免工作路线图挂在墙上不执行或执行不力。在此基础上，以灵活的政策工具应对国内外经济可能面临的复杂局面。
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的持续健康的跨越式发展，西方精英对中国执政团队驾驭经济的能力深信不疑。但是近期中国汇市和股市遭遇的不确定性，使得某些西方舆论开始质疑中国管理复杂金融的能力。其实，中国并非天外来客与白衣骑士，经济系统存在一些问题是非常自然的。近期中国汇市与股市出现的波动，既是中国实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中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的“用脚投票”，也是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作为当今国际货币本位币的美元，在进入强周期之后，引致国际资本加快流出中国掀起的新一轮全球资产配置大潮，进而造成中国相关资产价格被重估；此外，由于我国金融加速开放而相关补位措施不足以及跨境监管能力的欠缺，金融体系存在的某些漏洞给索罗斯等国际金融资本试图通过做空人民币获利提供了相应的接口。从“三元悖论”的视角观察，中国金融市场自去年“8·11”汇改以来的连番动荡表明：业已进入“三元悖论”中期的中国经济，即便有着雄厚的外汇储备与较为强大的实体经济，随着金融开放幅度的加大，同样无法实现利率与汇率稳定及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三者兼具。中国要做的是，是向世界阐明，在市场波动与经济规律面前，中国无法超然其外。
再清楚不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无论是被视为全球经济体系最后担保人的美国还是体量位居世界第一的欧洲，以及业已成为全球经济重要一极的中国，都不能回避彼此极为庞大与复杂的双边或多边贸易与投资体系，更不能试图隔离对方，而应在关乎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的重大问题以及贸易规则重构方面，加大沟通与协调，扩大利益交集，共同承担起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责任。
<p>(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