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两会“听音辨向”

yjvjai

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案成为参加两会报道媒体关注的热点。昨日，来自央行高层的两位政协委员因为在采访中谈及这一话题而成为记者追逐的目标。
                        ⊙本报两会报道组
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案成为参加两会报道媒体关注的热点。昨日，来自央行高层的两位政协委员因为在采访中谈及这一话题而成为记者追逐的目标。
尽管他们在谈话中否认已有十分明确、成型的方案，不过，透出的信息显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已在研究过程中，正处于广泛听取意见的阶段。
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易纲还进一步表示，这项改革的目标，是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使得监管当局的权责一致，有责任的部门就应有必要的信息。不仅在危机来临时，能协调一致有力应对，在日常的监管中也要适应金融创新、跨界经营等新趋势。
　目前尚无明确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言辞显得颇为急切。
一段时间以来，央行高层在公开场合的表态均是“相关方案正在研究中”。而坊间则开始流传出几个不同的版本，个别版本还曾引起热议。
第一个方案是“一行一会”或“一行一委”方案，即合并“三会”为统一的金融监管委员会。致公党中央在《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提案》中就提出，要在现有监管框架基础上加以协调，打破现有分业监管模式，组建统一的金融监管委员会，解决政策出台时机把握欠妥、宏观部门与行业监管部门协调配合不足的矛盾。
第二个方案是“顶层协调方案”，即在“一行三会”更高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或金融工作委员会。
第三个方案是“一行两会”方案，即鉴于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将银监会并入央行。
第四个方案是“一行三会”合并，即建立“超级央行”或“单一央行”方案，兼顾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
第五个方案，是将行业发展目标从“三会”中剥离，使“三会”专司对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将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以及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管理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交由中央银行负责。
英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类似第五种方案。1997年，英国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局，统一监管银、证、保。2013年，英国又抛弃了这种模式，在英格兰央行下设审慎监管局负责微观审慎监管，并在英格兰央行下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专司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稳定。同时，成立独立的金融行为监管局，负责行为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
这一模式，强化了中央银行的职责，也将行为监管独立出来。上月初，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孙天琦专门撰文介绍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英国模式。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易纲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要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并列举了一些国家，其中也重点提到了英国。
不过，易纲也表示，“说实话，我目前并不清楚最终会采取哪种方案，我个人也暂没有特别强烈的倾向。”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也表示，外界热议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只是众多讨论方案中的一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方案。
目标：权责对等、协调一致
农历新年后，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两次公开表示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他认为，过去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
宏观审慎的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国际金融危机后受到普遍重视。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并列，主要是应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传播。
宏观审慎作用的发挥，首先要体现在危机发生时要协调一致、有效应对。易纲昨日表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一大目标是危机来临时要坚强有力，形成协调，尽快作出决定。
此外，易纲还特别强调，“新的体制要实现责任和信息对等，要把激励机制设计对。比如，有责任，但没有相关信息，怎么履职？反过来，有信息，对这事不负责，这也不是一个好的制度。有责任的机构一定要有信息，权责要对等。”
统计是金融监管重要的信息来源。此前，央行已在多省市开展了金融业综合统计试点。潘功胜昨日向上证报记者表示，今年还将继续开展试点，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业态均已纳入统计。
以江西省为例，该省银行、证券（包括期货公司）、保险、典当、融资性担保、小贷、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公司八大类金融业机构已实现报数，这就有利于摸清该省的金融家底。
<p>新的监管体制，除了有力应对危机，在日常也要适应目前金融创新、跨界经营等新趋势。易纲表示，“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私募等各种理财、非标产品十分复杂，新的监管体制要适应市场创新和复杂的金融产品结构，使得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具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