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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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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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我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首先，从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来看，许多道教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荣、司马承祯、吴筠，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代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白玉蟾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贡献。唐代道教重玄学在理论思辨方面非常精致，是当时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发端于唐代、兴盛于宋明的道教内丹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道教与儒家和佛教在思想上互相吸收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比如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哲学思想，都深受陈抟的影响。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欣"为道经《周易参同契》作注，并对《阴符经》作过考订，尝自谓"终朝读道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对道教也很感兴趣。王阳明在结婚的那天，走到南昌铁柱宫，遇一道士在盘腿打坐，于是向前与其谈论养生之说，越谈越入迷，乃至忘了结婚大事。第二天早上，他的家人才在道观中找到他。

另外，道书中关于《老》《庄》《易》的注释和阐述也很多。我们要考察道家思想和易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不能忽视道教徒的有关著作。

作为道教经典的《阴符经》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名著。历代有很多道士对《阴符经》作过注解，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

其次，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历史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国历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以道教为题材或涉及道教内容的。受到道教影响的文人墨客更是不计其数。

魏晋时期，文坛上盛行的游仙诗，即是一种以歌咏神仙漫游之情为主题的诗篇。魏晋时期最有名的志怪小说，是干宝的《搜神记》，其中即记载了许多道教故事。魏晋笔记小说中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同样涉及道教内容。

唐诗中描写道教的作品也不少。被称为"诗仙"的李白，所作的诗中，道教内容极多，以至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称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

词起于唐，而盛于宋。词有词牌。不少词牌都与道教有关，如《临江仙》、《女冠子》、《望仙门》、《献仙音》、《潇湘神》等等，莫不与道教神仙故事有牵连。宋代不少填词大家如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都有以道教为题材的词作。

元曲中反映道教的内容更多些。当时还有专门描述神仙度人和得道飞升故事的"神仙道化剧"。这方面的杰出作家是马致远。在他现存的七种杂剧中，神仙道化剧就有四种，分别是《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西华山陈抟高卧》、《开坛阐教黄粱梦》和《半夜雷轰荐福碑》。

明清小说中，也有不少是以道教为题材的。如《封神演义》、《东游记》、《韩湘子全传》、《绿野仙踪》等。《西游记》的内容虽然是佛教取经故事，但也受深道教思想影响，书中充满了"金公"、"木母"、"黄婆"等道教丹法术语。《三国演义》中关于诸葛亮登坛借东风、五丈原布灯祈续命，都是道教思想的反映。而一部《水浒传》，就是以"张天师祈禳瘟疫"发端的。《红楼梦》开宗明义也是由一个空空道人把"石头记"抄下来传到人间。书中一僧一道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道教与中国艺术的关系，可以从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方面略作叙说。

道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宫廷音乐和各地民间音乐的成分，并按道教信仰对之作了新的综合熔化，从而在中国乐坛上独树一帜。大家所熟知的《二泉映月》，就是无锡道士华彦钧（阿炳）创作的。在国务院公布的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都有道教音乐。

现在非常出名的纳西洞经音乐也是道教音乐。

道教与书法的关系非常密切。

道教认为，其神圣的经书，原本是宇宙形成过程中自然凝结而成的天书，蕴藏着无穷的奥秘和巨大的能量，由天上神仙摹写之后，才传到人间的。

由于经书的神圣性，故抄写经书对书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样，书法造诣就成了一个优秀道士必备的宗教素养。

道教神秘主义文字观以及在此文字观影响下进行的写经活动，对文人的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独立艺术，道教的影响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代著名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早就意识到道教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影响。据陈先生考证，南朝的王、郗，北朝的崔、卢等以书法闻名的大家族都是奉道世家。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大家都熟知。

道教与国画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历代绘画名家，根据道教题材，创作了许多名画。如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绘有《列仙图》、《洛神赋》等。唐代著名画家如阎立本曾绘有《元始像》、《行化太上像》、《北帝像》等近20幅道画。吴道子则绘有《天尊像》、《列圣朝天图》等。宋真宗崇道，为营造玉清昭兴宫，征天下画家三千余人，以著名画家武宗元为首，作壁画饰于宫观中。现存武宗元的传世之作《朝元仙杖图》，即为壁画之底本。历代善画的道士亦比比皆是，如唐代的张素卿、元代的黄公望、张雨、倪瓒等，均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大家。举世闻名的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场面浩大，人物众多，生动逼真，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杰作。最近发现，陕西白云山白云观有壁画1000多幅。

道教造像艺术大约起于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已达十分高超的水平。现存宋元道教造像有泉州北郊清源山老君像巨形石刻、太原龙山石窟神仙塑像、晋城玉皇庙二十八宿像等，均为世界著名的中国古代雕塑珍品。

道教建筑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妙观、嵩山中岳庙，都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当山宫观建筑群，更是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道教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知道，道教重视人的生命，追求长生久视，故特别关注生命的养护和疾病的防治。俗话说：十道九医。许多高道都是医学名家。历代道士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教医学流派。著名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和孙思邈等。尤其是孙思邈，在民间有着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药王"。

东晋葛洪是"道医"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广泛收集民间医疗成果，辑集《玉函方》一百卷。又作《肘后备急方》三卷，全是验方，药物均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贵品，诊治各种急病的方剂都很齐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该书中载有以青蒿治愈疟疾的方子。20世纪80年代，我国以青蒿素制成了一种新型的高效、速效、低毒的植物类抗疟新药。

梁代道士陶弘景博学多才，医学造诣颇深。他在整理、补充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基础上写成了《补阙肘后百一方》。他又在系统整理《神农本草经》和全面总结六朝以前药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本草集注》七卷。书中首创的按药物性质分类的药物分类法，为以后的本草著作所继承。该书对药物名称、来源、产地、性状、鉴别、功用、炮制、保管等的记述，为我国的本草学留下了珍贵的资料。他还撰有《药总诀》、《效验方》等医学著作多种，在当时社会上发生过很大影响，可惜现在大都已散佚。

唐代道士孙思邈在医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药王"。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收集了东汉以来许多医论、医方、用药、针灸等基本成果，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记载了他的临床经验和采集的民间验方。全书合方、论5300首，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方剂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晚年又撰有《千金翼方》，对前书作了全面的补充，其中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为突出。这两本书被后人通称为《千金方》，它是继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后，我国医药学的又一次大总结，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道教医学的特色

在疾病问题上，道教主张预防重于治疗，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地真》中指出："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在平时应注意保健，如起居要有规律，饮食要有节制，经常换洗衣服，动静要结合等，尽量防止疾病的发生。一旦生病，则应早治，不使小病变成大病。

孙思邈就曾告诫世人，平时居家，稍有不适，就应该即时告诉医生。若隐忍不治，希望病情自己好转，一耽搁说不定就成了大病。他还特别向老人指出："自觉十日以上康健，即须针灸几个穴位，以泄风气。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为常然，常须安不忘危，以预防各种疾病。"为了预防疾病，道教创造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如行气、导引、吐纳、胎息、守一、存思、内丹等。人们若能按照道教的养生方法，坚持锻炼，自然就会少生病，从而也就不须多吃药。

在用药问题上，道教医学主张尽量用草木药，少用动物入药。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一《序例?大医精诚第二》中说："自古以来贤达的医生为人治病，多用动物做药方。虽说人比动物要珍贵，但是动物跟人一样也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损彼利己，所有物类都会认为是不可取的，何况是有智慧的人？杀生以求生，离生也就更远。所以我现在的方子不用动物入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孙思邈指出，即使不得已要用动物入药，也最好是利用自然死亡的各种动物。总之，不杀彼之生命以济此之生命，是道教医学所遵循的重要原则。这对于保护野生生物来说，是非常可贵的。

道教医学坚持多用平常药品，少用名贵药品。在古代，一般医生治病多据《内经》，药方是历代相传的经方，而药则大都依《神农本草经》。这些药方一般都很昂贵，普通百姓只能望"药"兴叹。道教医家有鉴于此种弊病，在实践基础上，淘汰了古医书中一些不易寻得的药方，并打破了"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的传统，或一病而立数方，或一方而治数病，在制方上开创了新的路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孙思邈的《千金方》即大多具有廉、简、验的特点。他们认为，多用几味普通药材，制成"复方"，其疗效并不比名贵药方差。

道教医家在处方用药上所坚持的以贱代贵、方便实用的原则，不仅体现了其医学的平民化倾向，而且对于今天保护野生生物也是十分重要的。名贵药材多取自一些濒临灭绝边缘的野生生物，如虎骨、羚羊角等，少用名贵药材即是保护野生生物。

道教医学积极开发药物来源，注重各种资源在临床治疗上的综合利用。如道教十分重视日常饮食在防病治病中的作用，他们对各种蔬菜的成分、营养价值、医疗效果曾进行过详细精微的研究。南朝道士陶弘景所撰《本草集注》所列药物中即有"谷部"，专门讲述谷物在医疗方面的价值。至唐代道士孙思邈进一步将这种颇具特色的饮食法加以完善，称之为"食治"。其弟子孟诜承其传授，着有《食疗本草》三卷。通过饮食的进补及禁忌，即可达到治疗一些疾病的目的，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大宝库。道教中人为充实、丰富这一宝库做出了许多贡献。

道教医学主张多样化的治疗方法。除了药物疗法外，还可以应用针灸疗法、物理疗法、气功按摩疗法、精神疗法等。运用多种疗法，既可以减少药物对人的毒负作用，也有利于疾病的有效治疗。

道教对我国古代化学也有重要贡献。历代道士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知识，促进了中国古代化学的发展。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就是道士们在炼丹时发明的。

在造作、传播经书的过程中，道教对印刷术的发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与道教法印有着直接的关系，雕版印刷术经历了从印章向印刷演变的过程，它在道教系统内经过了印章的捺印、玉印玉版的吹印和道经的雕版印纸的发展过程，在年代上要比现今流行的隋代或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说早，因此，可以认为，雕版印刷术是六朝时期道教发明的。

道教与指南针的制作

从早期的"司南"磁石，到以磁针制作的罗盘，标志着指南针制作技术的发表。罗盘又有旱罗盘和水罗盘之分。过去国际上有人认为，水罗盘是中国人发明的，旱罗盘是欧洲人发明的，明清时期才传人入中国。但是，考古发现已证实，中国早在南宋已发明旱罗盘。

1985年，在江西省临川县宋墓中出土了两件"张仙人瓷俑"，俑右手竖持一罗盘，置于左胸前。俑底座有"张仙人"墨书。

从瓷俑竖持罗盘而指南针不掉落、不倾斜的情形可断定，该罗盘为旱罗盘，并且还可以从中推知它为枢轴式装针方法。这是古代中国人发明旱罗盘的证据。

而陶俑题名"张仙人"，表明它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出自道教信仰者之手。

著名道教考古专家王育成先生由此推测："道士很可能是现知最早的中国古代旱罗盘磁针指南技术的发明人或使用人。"

道士赵友钦的"小孔成像"实验

宋元之际的道士赵友钦在他所著的《革象新书》中，详细地考察了日光通过墙上孔隙所形成的像和孔隙之间的关系。并用实验方法，得出了小孔的像和光源的形状相同、大孔的像和孔的形状相同的结论。用严谨的实验，来证明光的直线传播，阐明小孔成像的原理，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龙虎山道士朱思本的地理学成就

朱思本（1272-1333年），字本初，号贞一，临川江西人。早年学道龙虎山，后从玄教宗师张留孙居京师二十余年，晚年主持南昌西山万寿宫。朱思相利用奉诏代祠名山大川的机会，实地考察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十省区许多地方，取得大量调查材料，再结合文献资料，花了十年时间，绘成《舆地图》二卷，刊行于世。

《舆地图》以其先进的地理思想和独到的制图科学方法，形成中国地图思想史上独有的"朱思相地图系统"，成为元、明、清各代绘制全国总图的主要蓝本。

道教在机械制造方面的贡献

东晋道士葛洪《抱朴子》记载了用枣心木制造"飞车"的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王振铎先生据此说复原的"飞车"，能够飞升到故宫午门的高度。

总之，道教有"众术合修"的传统，因而在中国古代科技的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

最近一些专家学者撰写了《道教科学技术史》、《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等专著，系统地总结了道教在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医学等各个方面的成就。

道教文化还广泛地渗透到了民众的生活中，对中国古代的社会习俗乃至民族心理等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大文豪鲁迅先生甚至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虎年生财

道教作为中华民族自创的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和我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我国整个思想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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