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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故宫盗宝案真相》
作者:吴瀛
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现在,我要提明了,我这里所记的,是北京神武门的清宫,从1924年11月驱逐清废帝溥仪,将它改成故宫博物院的一段故事。
我生在清末,13岁考入浙江求是大学堂(即浙江大学),后因父吴殿英先生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后到武备学堂帮助创建湖北新军,曾鼎力支持革命党。也正是这支军队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大总统黎元洪曾是他的下级。我转学至武汉的湖北方言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学的是英文专业,毕业时不过19岁而已。
1913年,我23岁时因父丧,到北京投奔了任都肃政使的舅舅庄蕴宽先生。这是个延用清朝的官名,属国家严肃政务的最高官吏。按说在那一片政治乱象的年代,我的兴趣所在本应以一支秃笔,靠书画诗文,隐遁逃避,独善其身,终其一生。却反而在时局的制约之下,蒙当时执政的诸多大人物抬爱,请我做了北洋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的第三科科长,主管的是外事警察,以及地方治安,并且兼着许多公职。其时北京市政府还称市政公所,我也兼着坐办(相当现在市政府秘书长),其中的主要责任,乃是对废帝溥仪与“清宫”事物的监管。
溥仪久居宫禁,颇不安分,与张勋、康有为等清室旧臣阴谋串联,常思复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将宫内宝物不断移出宫外。此些事情恰在我的管辖之内,由于事涉重大,我毕竟一介书生,哪里经过如此复杂的局面,倘若真出变故,非同小可,杀头之罪姑且不谈,国家颠覆、天下大乱、祸延百姓、腾笑世界,则谁来承担?
为此我多次向上呈文,提议按照清室退位时签署的优待条件请溥仪迁移出清宫,搬至颐和园。清宫即为故宫,并由故宫蜕化而为博物院。此为国体变更应有之结果,若法、若俄、若德,何莫不然。但当时一班高位的主政者,都在清朝做过高官,受过圣上隆恩,还有“故主之思”,暗暗抵抗,不能这样做,我的呈文也就没了下文。
我有一位昔日的湖北方言学堂的同窗好友,大我11岁的易寅村(培基),他是长沙人,毕业后回湖南教书,当过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曾受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提拔,后又去到南京政府任职。他以孙中山先生代表身份来京与苏联公使加拉罕谈判庚子赔款分配,每次来都是住在我家。这次,因为公务,又为避免耳目,他要我给他在我家近处找一家旅馆。我给他安置在我家胡同隔壁的一家公寓,地点是在南河沿,名叫大纯公寓。我每天给他送饭菜,他无事则来我金钩胡同家里坐谈,常常谈到溥仪出宫的问题。那时,正是冯玉祥“叛变”了,班师回朝,驱逐了曹锟,黄郛组织了摄政内阁,易培基出任了教育总长。
1924年11月5日下午,培基匆匆地来到我家。他那时已经迁居到后门井儿胡同,不同以前的每天见面了。那日一来,就兴奋地告诉我说:“你平常谈的要请溥仪出宫,昨晚我们深夜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实行了,组织了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推举了李石曾(煜瀛)做理事长,会内除少数专任的职员而外,聘请许多专家以及各机关有关系的人士做顾问,政府各机关规定每部派二人为助理员,内务部自然要派,你来吧!”
我听到这消息,当然非常高兴,也感觉很有兴趣。同时心里也暗思忖,倘若溥仪不思复辟,守纪守法,我也不去写那些呈文,建议轰他出宫,他仍可与英、日皇室一样住在宫内多些时日。
“自然要参加的!”我说,“但是我不要由内务部派,还是由你们那里聘做顾问为是。”
他说:“为什么?”
“我知道部里的意思,难得与我一致!况且我又是部里多年直接对清宫监管的官员,地位尴尬,假使我代表着内务部,我肯定要代表本部说话,这样我反而不能说我的话了。还是请他们另派。”
“也好!”他说着就走了。
原来在前一天,1924年11月4日的下午直至深夜,国务院临时执政,实际上的代总理黄膺白(郛)召集了一个临时摄政会议决定了请溥仪出宫这个议案:命令警卫司令鹿瑞伯(钟麟)、警察总监张玉衡(璧)会同执行,以李石曾为国民代表组织一个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办理。(在这一月以内,我还没有立刻参加。)
在这个时候,驻在故宫同景山的守卫兵士,一共有1200多人,隶属京师卫戍司令部。自民国元年(1912)起,就在那里驻扎,可以见得袁世凯也怕溥仪万一逃亡,将要生出无穷的麻烦。但是久而久之,政府当局时时更换,这班士兵却还是袁政府北洋军阀统率时代遗留下来的,他们逐渐忘记了自己的任务,转与清室相亲了。
冯系的国民军总司令部为了要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反倒要防范这一支政府派遣军,怕他们帮助清室反动。于是总司令部以统一军权名义,在4日上午10点钟,先派员将那一部兵士缴械,调驻北苑改编。清室不知所以,当然着了慌,他们急急地写信给国民军询问,总司令鹿钟麟只得派员说明,完全为了维持治安,别无他意。
到了5日上午9点,司令部又派出一部分军队到神武门一带,命令驻在神武门护城河营房的警察,将他们所有的军械子弹一律缴出,听候改编,或者给资遣散。那里的警察共为四队,每队120人,一共480人,到12点钟,安稳地都缴械点收了。也就派员同所谓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朱益藩接洽,请那废帝溥仪即日迁出宫禁。一面要派员点验宫内公私物品。
绍英他们慌忙向溥仪传达,在他们还要说是“奏闻”。溥仪于是召集妃嫔,也算开了一个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事。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官式地说:“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不过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点收。”并由绍英等回答了国民军,并且请“约定日期,清室自迁,物件不予点交”。
国民军同他们磋商了两三个小时,认为全部迁出,自然不是仓促可以完成,可以允许稍缓一二日。但是废帝溥仪,应该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能延迟。在这相持之际,鹿钟麟故意做了一个引而不发的姿态,他突然传了一个命令说:“叫他们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动手,事情还在商量。”给了这个面子,反而促成了溥仪城下之盟。至于皇室的优待费,改定了以后年支50万元。
溥仪屈伏了,他没有“挥泪对宫娥”,并见了鹿钟麟。
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
“我当然是国民一份子啊!”他很漂亮地答复。
“那我们当然应该保护啊!”鹿的话也很得体。
于是急急地传知所谓“大内”各宫太监宫女各人,收拾细软物件,准备出宫,并且发出了“内帑”,每太监一名发银10元、宫女8元。宫内计有太监470多名、宫女100多人,宫内乱糟糟了,绍英又传令各守宫太监照旧负责执行他原来的职务。宫内还挂了一面“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牌示”急急摘去。继续着再开第二次“御前会议”,讨论移居何处。决定了德胜桥醇王府。
醇亲王本是溥仪生身之父,当初做摄政王,当时派了内务府总管赶去布置。溥仪以及各贵妃一行,在下午4时10分永别了他们占据260年中国的宫廷,乘坐了他们第一次受用的汽车,到了醇王府,那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滋味,不必细说。各太监宫女,除了少数仍居原处暂行服务,亲近的十数名随从到了醇王府之外,其余一律如鸟出笼,恢复了他们的自由。还有清室附属的司法处等机关,同时自动解散。
汽车是民国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一共是五辆,鹿钟麟司令第一辆为前导,溥仪带着他的随从坐第二辆,溥仪夫人同她的亲属坐第三辆,张璧第四辆,绍英等坐最后一辆,也称得上浩浩荡荡一行人,直奔什刹海醇王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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