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最后一座私人藏书楼的寂寞

bobo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
　　与藏书界的前辈们一样，江西著名的藏书家王咨臣老先生最终也未能绕过这个坎。2001年的5月5日，弥留之际，王咨臣老先生将“新风楼”的藏书交给了儿子王令策。
　　于是，2万余册（件）古籍、字画，一幢二层小楼，有了新的主人。除此而外，王咨臣老先生生前未能解决的藏书保护与利用难题，也随同“新风楼”一并交到了王令策的手里
　　市长特批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南昌小桃花巷，新风楼。
　　虽说破旧了点，但沧桑之中却有透出古典的雅致。从建筑风格上看，显然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如果不是三面高楼的侵压，在视觉上略显逼厌，能在闹市之中，拥有如此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果真有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意境。难怪当年住进这幢小楼后，王咨臣会喜不自禁，赋诗庆贺。
　　这幢小楼并非是王家祖产。１９９０年，时任南昌市长的程安东鉴于王咨臣老先生藏书有功，又曾保护了一批珍贵古迹免遭焚毁，特意批示，调换给王家用于藏书。
　　“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把这幢房子给我们，”王令策说，理由是王咨臣乃是一介布衣，住这样的房子，“级别不够”。据说这位相信“文章千古事，仕途一时荣”的市长，当即丢了一句话，将许多人的不满和嫉妒堵了回去。
　　“程市长的原话记不得了，大概的意思是，谁家若是也藏有如此多的古籍、资料，他照样也给一幢小楼。”王令策回忆说。
　　事实上，就当时情形而言，不用说在南昌，即便是在江西省，在全国范围内，像王咨臣老先生这样，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四清运动和“文革”十年浩劫后，仍能藏书如此之丰者，也找不着几个。正如学者宋露霞在《关于私家藏书史的研究述略》一文中所描述的，从上世纪３０年代开始的一系列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实际构成了对私人藏书楼的致命打击。王咨臣老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年，原南昌大学副校长、现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邵鸿教授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邵早年就读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时，曾听过王咨臣老先生的课。老先生退休后曾受聘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地方志教研室，讲授《江西地方史》的课程。邵后来在江西工作期间，与王多有往来。在这篇纪念文章里，邵如此写道：“与前之藏书家多为富有的士大夫不同，先生以一小职员的微薄之力，节衣缩食，聚各类图书２万余册，其中多有善本、珍本，又多藏清及近代名人手札、字画，成为当代当之无愧的江西第一，全国著名的私人藏书家，这是极其不易的。”
　　因而，邵将其归之于“过人的执著追求和坚毅”。
　　吝啬的父亲
　　事实上，在中国的私人藏书史上，老先生和他的“新风楼”是个特例。
　　王咨臣是江西新建县人。新建县自古以来出了不少藏书家和私家藏书楼。远至宋代，有陈道亨藏书８万余卷的“见山楼”；明清之际，有陈弘绪的“酉阳山房”、张位的“闲云馆”；及至近代，则有蔡敬襄的“尉廷楼”。
　　翻查史料，这些藏书界的先辈们，非富即贵。私人藏书在历史上向来是个“门槛”很高的行业。没有厚实的经济实力，无力问津。王令策说，宋版书到了明代时已是按页论价，到了近代，更是价值千金。“应该说，能够藏得起书的家庭，都是富贵人家。”
　　惟一的例外就是王咨臣老先生。
　　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塾师家庭的王咨臣老先生，自小家境贫寒，终其一生，也未曾富裕过。他涉足藏书，是早年受了内兄熊德基（历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影响。但后来能够跨入藏书家的行列，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密不可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王咨臣老先生做过教师，编过报纸，也当过图书馆的馆员。１９５２年，他调任江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开始专职从事抢救古籍、保护文物工作。
　　土改时期，很多书籍便开始陆续散出，并被视为废纸。而王咨臣老先生当时的工作就是和同事深入各个废品站，在废纸堆中搜寻珍贵古籍。“当时废纸是论斤称的，每市斤两角钱，每次都能抢救得二三十斤或百余斤。”
　一位当事人如此回忆说，在这些堆积如山的废纸堆里，江西各个著名的藏书楼的藏书，屡有发现。“如奉新许仙屏的‘万卷楼’、铅山蒋士铨的‘藏园’和‘香雪斋’，泰和萧敷政的‘遐观楼’……这些藏书，都抢救了一些。”
　　“那些年里，我父亲为国家抢救了不少的珍贵古籍和字画。”让王令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曾在江西婺源县抢救到一套康熙年间坊刻原本的《金瓶梅》。
　　那是１９６０年夏初的一天，王咨臣和一位同事正走在下乡的路上。迎面有辆卡车缓缓驶来，车上满载旧书。
　　一看有旧书，王咨臣赶紧拦卡车，得知是婺源县清华供销社的废纸，正准备运至纸厂制成纸浆。好说歹说，费了半天口舌才说服司机，让他们检查这批“废纸”。
　　一车书，分为两堆，老先生和同事一人负责一堆。“检查了一遍，我父亲仍不放心，又把同事检查的那堆书，重新翻了一遍。”王令策说，“没多久，我父亲就发现了那套《金瓶梅》。那套《金瓶梅》非常罕见，国内只有上海和北京两家图书馆有收藏。因为它是原刻本，不仅最早，也最全，后来或木刻或石印的版本，都有删节。”
　　尽管只找到了６册，并非全套。但是，“废纸堆中见奇籍”，老先生仍是兴奋不已，当晚就赋诗一首，以作纪念。
　　据了解情况的人说，他在婺源访书８个月，为国家抢救出三万余册（件）珍贵图书、文件资料，以及一千多块珍贵的木刻底版。后来奉命全部留藏在婺源县文化馆，并为之编撰了《婺源县经籍志》。
　　然而，很快到了１９６６年的夏天。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
　　揪斗“黑五类”，抄家“破四旧”，焚烧“封资修”书籍……一轮又一轮的运动接踵而来，整个南昌城里到处弥漫着“革命”的气息。
　　“焚书之火，越燃越旺，从基层到机关，从学校到社会，在书店，尤其是古旧书店是‘破四旧’的重中之重……”有人如此描述当年的情景。
　　“‘文革’初起之时，家里的所有书籍也被席卷一空。”当时的王令策也只是１０岁，在孩子的眼里，这丝毫没有值得可惜的，“反觉得玩耍的地方更大了”。直到年长之后，王令策才明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于中国的文化意味着什么。
　　在王令策的印象中，王家的子女其实对父亲的藏书是非常反感的。因为这批藏书，不但掠夺了许多原本属于他们的父爱，还令这个家庭饱受经济上的困扰。
　　“你可能都不相信，我到１２岁的时候，还不知道油条是什么滋味。”王令策说，父亲的“小气”，在家里是有名的。“小气”甚至可以用来概括王咨臣老先生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他漱口只用一茶杯水，洗脸的用水量呢，“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叫做‘蘸酱油’。”
　　“还有他外出绝对不坐公交车，出租车就更不用说了，理由是为了锻炼脚劲，哪怕是母亲给了他车钱也不坐，硬要将那一元钱、几角钱省下来。我们兄妹几个小时候确实对他不理解。”
　　惟一能够让老先生“大方”起来的，只有买书。
　　“父亲退休后，收入只有几十元，可为买一部定价７００元、带函套的线装本《晚晴簃诗汇》，节衣缩食，整整熬了两年；在搬进小桃花巷之前，家里电器不见增加，只有‘二十四史’、《清史稿》、《二十五史补编》、线装整理本的《江西通志稿》、带函套的线装本《豫章丛书》等数部重要的大部头搬回了家，耗资万余元。”
　　后来等到王令策自己也开始“大方花钱用于藏书”之时，他也明白了一点———王家多了一位“小气的丈夫，吝啬的父亲”，江西由此多出了一座藏书楼，若干珍贵的古籍善本、名人字画，得以逃脱了焚毁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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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何用

　　中国的藏书家对自己的藏书向来保护严密，秘不示人，少有外借之举。
　　这主要是处于书籍外借后会被污损遗失的担心。更为谨慎的，则像明代范钦创建的天一阁，甚至制订了严厉的家规：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３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１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３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然而，新风楼却是个例外。新风楼的藏书不仅可以借阅，而且“不收分文”。
　　“凡是来新风楼查问资料的，他都分文不收，甚至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专家、教授都先后到他家借阅珍贵善本，以至孤本，他都免费借出。”南昌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来芳与王咨臣老先生交往了十多年，“查询了不少信息，借阅了不少图书资料”，但他的印象里，老先生不仅未收分文，连饭都没有吃过一顿。
　　王咨臣老先生的内侄熊云彪记得有一次和姑父谈起过此事，老先生的解释是，他藏书是藏以致用，不是为藏书而藏书。“很多人来我这里看书、借阅资料，都是空手而来，满意而归，说明了我对这个社会还有一点用处，同时也体现了藏书的意义所在。”
　　书籍外借，难免出现意外。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万芳珍的一位同事，通过她的介绍，从新风楼借走了一套线装原版的《退庐文集》，此书是晚清御史、江西著名藏书家胡思敬的别集。《退庐文集》传世很少，新风楼也仅藏有一套。不料，这位同事遭遇车祸身亡，所借之书从此便无下落。
　　“换在别人，惟书是索，追究到底，甚至兴讼理赔，连累介绍之人，都是情理之中的事。王先生却惟有惋惜，对遇难者家属同情之余，只要求从台湾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影印该集而罢。”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万芳珍教授感叹道，更令她感动不已的是，向来惜书如命的老先生，对她的过失不仅“无一言责怨”，而且“出借藏书一往如昔”。
　　“我父亲一直是这样一个观点：藏书是私人的，但知识是社会的。”对于自己的免费出借，老先生如此向儿子解释，“人家来查阅资料，我们若从中牟利，有不义之嫌；一旦收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限制了知识的传播，有违我藏书的初衷。”
　　于是，免费借书也成了新风楼的“楼规”，直到今天，凡是为了研究来借书的，只要写个借条，王令策一样慷慨出借。
　　难题依旧是难题
　　在成为“新风楼”的第二代主人的７年时间里，王令策一直考虑父亲留下的难题———新风楼的未来该怎么办？
　　“其实也就两个方案。一个是捐献给国家，另一种方案则是私人保管。”因为两个方案各有利弊，“我想父亲生前也一直在犹豫。”
　　老先生生前曾有过把全部藏书赠送给自己家乡新建县的想法，并就此向朋友商榷。这位朋友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我毫不客气地浇了一瓢冷水。王老愿为家乡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固然可嘉，但在现实生活中事与愿违的情况并不鲜见”。
　　这位朋友如此担心是有原因的。新建县文化馆早些年就出过一件荒唐的事情：因为领导的一句话，１９４９年以来该馆收藏的所有报刊全被当作废纸卖了，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给办公室工作人员每人买一把藤椅。
　　自己省衣节食，辛苦一辈子搜集的藏书，如若落得这般下场，难免让人心寒。
　　把藏书捐给公共图书馆也是一个办法。早在５０年代江西省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时，老先生也曾捐献了２０００余册的古籍。然而，在偌大的图书馆里，自己的藏书只是“沧海一粟”，会不会被束之高阁、长年无人问津？
　　“自己的藏书只有自己才会爱惜。”王令策说他能够理解父亲当年的复杂心情。何况，没了藏书，楼也就不存在了。许多年过后，又有多少人能记得南昌城里曾经有过一座“新风楼”？
　　但仅凭借一己之力，维持一座私人藏书楼谈何容易。
　　古籍收藏要“恒温恒湿”，但要置办如此一套设备，专家的估算需要投入３００多万元，这对于退休后只有１０００多元工资的王令策而言，压力太大；珍贵的善本、珍本需要防盗和保安的监护，但也需要投入。
　　更重要的是，在新风楼２万余册的藏书中，有一大批是江西各地的史志、家谱，是研究地方史志的珍贵资料，需要有专业的人员清点、整理，编写目录提要。“我父亲生前也遗留下很多著作、诗集，也需要整理出版。”王令策说。
　　但问题是，这些都需要大笔的开支。
　　７年中，王令策尝试过许多办法。王令策找过大学，想在校园里建一座小型图书馆，“我都想好了，可以把现在新风楼卖掉，用这个钱去盖图书馆；藏书都可以交给学校去管理。”但此事涉及地皮划拨、产权明晰等诸多复杂问题，一时存在困难；王令策也想申请一些保护经费，但似乎都不符合条件。
　　难道，私人藏书馆真得就没有出路？尽管困难很多，但王令策仍不放弃，“我只是不想新风楼在我手上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