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大调整才能“培元固本”(图)

帅哥嘛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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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大调整才能“培元固本”(图)

国家发展到今天，成绩很大，可民众的不满情绪却很强烈。这种不满从哪里来？笔者以为，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其中尤以失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为甚。因此，新一届政府要想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就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问题，就有必要对现行的政策框架作出重大调整。可是，从目前来判断，却似乎看不到这个苗头。
政策的思路仍然放在房价的调控上，既怕涨又怕跌；为此，从限购到价格的管制，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而最高决策层却宣布，这是有意调控的结果。这个表态传达了一个信息，即新一届政府打算首先对经济好好地调理一下。这个当然很好，可以说几乎切中要害。问题是，怎样进行调理呢？这时，我们发现，一些显著的偏差似乎正在发生。
首先，改革并不是各部门自行其是，改革的力度和效果也不能简单地以取消审批权项目的数量来衡量。“顶层设计”喊了多年，难道这是民间舆论在呼吁加强中央集权和专断吗？当然不是。这个词的意思是说，综合管理者要承担起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改革工程的总策划在最高决策层面，而不在职能部门这一级。职能部门主要负责政策的执行，而且，许多改革措施其实就是针对行政职能部门本身的。让职能部门主动提出改革自身的方案，岂不是缘木求鱼？以房地产政策为例。国土部与住建部都是政策执行部门，主要由技术性官员组成，而这两个部却要硬着头皮去制订关于房地产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这是不合常理的。现在许多人怀念体改委的时代，就是因为，当年的体改委实际上是最高层的一个智囊机构，它与各种改革举措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因而它是生气勃勃的。
在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的日程表上，房市与股市应当首先拿来作为“培元固本”的突破口。思想认识问题仍然需要解决。张五常先生曾经表达过一种非常罕见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对于决策层的影响很大，即：“社会财富愈高对经济愈有利楼价愈高也如是它反映着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看头。”这种观点在经济学文献中非常罕见。笔者就此进行了思考。我认为，这种观点具有重商主义的味道，即它把货币视作财富。古典学派正是以批判这种观点来起家的。古典学派认为，衡量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是看它生产对人们具有实际用处的货品的能力。一物的价值，在于它的有用性，货币只是在真实因素之间起中介作用。以房屋为例，房屋的意义在于其居住功能，人们从一间房屋的实际功用中享受其价值，而无论它值多少钱。房屋的货币价值增加了，人们从中得到的实际享受并不会增加。经济学家们大都同意，在这一争论中，真理在古典学派一边。张五常的观点给人一种印象，即资产价值似乎不仅是实体经济的反映，而且，高的资产价值还对实体经济具有积极作用。这种观点不符合常识。高资产价值总是引起学者们的不安；可以认为，学者们的主流意见恰恰是与此相反的。在实践上，这必然导致政策制订者误以为高房价有利于经济本身，以致把维护某个房价水平作为调控目标。
经济的福利在于所生产的商品及其数量，因此，当进行国民收入统计时，其目标就是统计本年所生产的商品及其数量，包括本年所建造的房屋数量。为此必须把价格因素排除在外。为了把价格的影响减到最低程度，这才使用了固定价格法、通货膨胀率调整法等方法。这就是统计学的基本原理。笔者讲这么多，要告诉各位读者的是，衡量一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成就，就是看该国在一年中造了多少房子（当然也包括房屋的质量如何）。如果一国的房价下跌了，而房屋数量增多了，本部门所生产的国民收入一定是增长的，而不是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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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嘛嘛

具体到我国来说。笔者认为，我国的管理层似乎一直不大明白这个道理。增加土地与房屋数量供应的方法，房价将会下跌，而经济增长数字将会增大，所以，这绝不是一种衰退，而是一种繁荣。繁荣不是潜在的，而是立即就会表现在数据上。反之，既要压制价格，又要压制数量，这就是在搞死经济。</P>再以城市化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城市土地的供应，国家一家独大。国家控制着这个水龙头，防止城市里的活水自由地流淌到神州大地。城市中摩天大楼的高度与水龙头的松紧度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当然具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如果这个水龙头早晚要拆除掉，则大城市现有的高层建筑就是一种浪费。这里所追求的只是高度，而不是数量。现代化的建筑活动集中在现有的城市中，而它的总面积实际上只占国土总面积不到1%；这就是说，99%的国土上缺乏现代化的建筑活动，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这种割裂局面还要持续到几时呢？如果这些广大地区早晚都要与城市生活相融合的话，那么，此时还不开闸放水，更待何时呢？
国际热钱曾经在我国汹涌多年，目前仍呈可观之势。许多人都提出过及时利用热钱的问题。可是，管理层只是把热钱视作洪水猛兽，对之限制加防范。如果开闸放水，让国际资金深入广阔的城郊、市镇和乡村，各地就会飞速进步。我们正在坐失这样的良机。管理层目前忙于一边防范热钱，一边自行举债搞基建，一边限制着钢铁、水泥的产量，真是忙得不亦乐乎。钢铁、水泥与建筑材料的产量好不容易都搞上去了，不趁此机会把现代化的建筑活动向村镇地区铺开，难道要等到经济动力萎缩与热钱撤退之后，再去国外招商引资吗？
各级政府都在搞“城市化规划”。笔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某个村已被初步确定为城市化试点，其办法是，利用上级拨付的试点资金，造18层大楼，让村民放弃土地，集中居住，然后再给种粮大户打工。类似的荒唐主意，已经可以挑战“土法炼钢”的典故了。交了学费也就罢了，怕的是，正好给那些企图剥夺（而不是购买）农民土地与房屋的邪恶势力提供了漂亮的借口。
凡是政府直接统制的行业，都搞得一团糟，房地产业是典型的例子。政府的特性一定是制造短缺。城市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放开农村土地与房屋市场，使之自由交易（当然需要辅之以一定的管理）；应当为此积极而紧迫地工作。如果不抓住房市与股市等要害问题，何谈“培元固本”？改革恐怕仍旧不过是“喊破嗓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