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出现微波化“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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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监测预警指数走势看，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了结构优化，效益平稳的良好态势。由5个先行指标构成的移动平均后的先行扩散指数（见图2虚线）在2013年8月回到50%以下的收缩区间，此后呈现持续下降的走势。
                        从经济监测预警指数走势看，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了结构优化，效益平稳的良好态势。2015年经济景气在30—45的趋冷区间上部和正常区间下沿保持大体平稳运行的概率较大。
2012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新常态”，至今已经连续9个季度保持在7.4%-7.8%之间，呈现出以往罕见的平稳走势。同时，以CPI为代表的物价波动也明显趋缓，物价上涨率处于2.5%以内的温和范围。
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世界经济虽已呈现出回暖迹象，但步履维艰。国内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增长的内生动力尚待增强，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国民经济处于潜在增长率下移、结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的叠加阶段，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运行存在着特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经济周期态势预测
为了尽可能保持对总体经济景气分析结果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我们选用的一致景气指标和滞后指标组与以往相同，6个一致合成指标分别是：工业增加值、发电量、累计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出口总额、狭义货币M1和财政收入；先行合成指标为：粗钢产量、汽车产量、固定资产投资本年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和产成品库存（逆转）。
各景气指标均为同期比增长率序列，经季节调整并消除不规则因素。利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方法，分别建立了一致、先行合成指数（各指数均以2000年平均值为100）。
根据一致合成指数所反映的宏观经济总体走势和经济短周期转折点的测定结果，经济景气经过30个月的超预期下滑，在2012年7月结束了前一轮短周期，并形成了低于2000年平均值和上次波谷的较深谷底。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月度经济景气在低位出现缓慢复苏的弱回升走势，且持续时间较短，只有13个月。
2013年9月以来，主要受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的影响，经济景气再次出现收缩局面。进入2014年，一致合成指数曾在2014年4月-6月出现了连续3个月的小幅回升震荡，但从总体走势看，一致合成指数仍处于下降周期。截止到2014年11月，此轮景气收缩已持续14个月。2014年11月的景气指数已接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景气指数的运行情况看，此轮经济短周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低位、小幅波动的“微波化”新态势，显示我国经济运行从2012年开始进入中高速增长和周期波动微波化的“新常态”。
由调整后的5个先行指标构成的先行合成指数变动见（图1中的虚线）。图中显示，该指数经过大幅回落在2011年12月触底形成周期谷底转折点，比一致指数提前7个月。2012年1月至2013年8月先行指数进入新一轮周期的缓慢、温和回升阶段，共持续了20个月，这种温和回升情况此前罕见。
从2013年9月开始，先行指数与一致指数同时出现小幅回落，其先行作用有所下降。至2014年11月，先行合成指数已经持续下降15个月，从下降速度看，在下行初期，先行指数下降速度较快，进入2014年二季度以来，下降速度有所放缓。
从各先行指标的变化情况来看，2012年以来，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固定资产投资本年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增速一直处于缓慢下降的趋势，2013年以来，先行合成指数的5个构成指标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走势，带动先行合成指数持续下降。
扩散指数（简称DI）把景气指标组中保持上升指标占比的变动看作是景气扩散的过程，其值为50%时表示经济活动的上升趋势与下降趋势平衡，意味着该时刻可作为景气转折的参考时点。当DI由上方向下方穿过50%线时，取前一个月作为经济景气波峰的日期，而当DI由下方向上方穿过50%线时，取前一个月作为经济景气波谷的日期。移动平均后扩散指数本身的极大值（峰）点和极小值（谷）点会领先于50%对应的景气转折点，利用这一性质，有时可以帮助提前预测景气转折点的出现时间。
由6个一致指标构成的移动平均后的一致扩散指数（见图2实线），该指数2013年4月以来在50%线下方形成V型走势，在2014年2月到达极小值点后开始回升，7月后达到近期高点后开始回调，其水平和走势同样反映经济景气在此期间总体处于下降阶段，结合一致合成指数走势看，这段时期扩散指数的运行对应着一致合成指数今年4-6月份的小幅震荡回调阶段，随着一致合成指数再次出现下降走势，预计未来一致扩散指数也将继续回调。
由5个先行指标构成的移动平均后的先行扩散指数（见图2虚线）在2013年8月回到50%以下的收缩区间，此后呈现持续下降的走势。从构成指标走势看，进入2014年四季度以来，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逆转后持续反弹，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固定资产投资本年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增速下降速度明显放缓，导致2014年11月，先行扩散指数数值比10月份提高了1.4个点，但是先行扩散指数是否已经达到最低点，还需要数据进一步确定。
综合以上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的分析预测结果我们判断，我国月度经济景气波动从2013年9月开始进入新一轮短周期的下降期，与金融危机后的两次下降周期比较，本次先行的速度较缓，下降幅度较小，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景气波动将继续下探。
经济景气监测预警
下面根据由10个预警指标（见图3）构成的“宏观经济监测预警信号系统”对各预警指标的警情和目前的总体经济景气状况和变动趋势做进一步的考查和判断。考虑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和结构转型的新阶段和新一届政府的政策导向，结合对预警指标变化情况的统计分析和发展趋势判断，我们以“十二五”期间的数据为基础，对全部预警指标在不同景气区间的预警界限进行了调整，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新常态”下经济景气的变动情况。
我国综合警情指数在2012年上半年在绿灯区下沿和蓝灯区上沿震荡运行，2013年下半年开始，综合警情指数开始加速下降，2014年1月步入趋冷的浅蓝灯区，1-8月综合警情指数基本在蓝灯区上沿波动，从2014年9月开始，综合警情指数数值呈现加上下滑的态势，9、10、11月份综合警情指数数值分别为30、28和26。虽然景气灯号系统显示中国宏观经济在趋冷的浅蓝灯区运行，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潜在增长率下滑，当前经济保持7%左右的增速应该处于正常运行区间。
从构成指数的走势看，10个构成指标中，发电量和M1增速继续在过冷的深蓝灯区运行，工业增加值增速在11月从趋冷的浅蓝灯区步入过冷的深蓝灯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进出口总额增速继续在趋冷的浅蓝灯区运行，剩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CPI则继续在正常绿灯区内运行。
1．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
新的区间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预警界限值与过去预警界限值相比，黄灯区下沿的界限值从16%下降至15%，绿灯区下沿从13%下降至11%。在新的预警界限值下，此次经济周期下滑过程中，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在绿灯区内运行，说明新常态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相对平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去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8.5%，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在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和耐用品消费不景气的双重背景下，预计201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保持平稳增长，增速保持在12%，继续在绿灯区运行。
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CPI一直在绿灯区内平稳运行。近两年，消费需求平稳发展，投资需求相对低迷，造成社会总需求处于较低水平。农产品与最终消费的工业制成品供给较充分，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刺激导致产能过剩，在当前投资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造成了工业制成品价格的长期低迷。但是，政府采取的微刺激政策对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起到一定的托底作用，导致上游产品价格不会大幅下降。
综合这几方面的原因，形成了物价自2012年三季度开始在一个相对窄幅的位置上下小幅震荡，没有出现以前较大幅度的上下波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众已有较多的积蓄，国内需求较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社会总需求并不会因为企业盈利的受限而出现太多的降低，而总需求的稳固又会促进企业更快的走出供大于求的局面。可以预测CPI仍将继续走低，但内需的增强使CPI不会出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负增长。
工业增加值增速的预警区间界限值变动也很小，红灯区下沿的界限值从17%下降至16%，绿灯区下沿从9%下降至8%，从图4看，近一年来工业增加值在绿灯区和浅蓝灯区交替运行，随着近三个月的加速下滑，季节调整后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在保持了五个月浅蓝灯区运行后，在11月份下滑至过冷的深蓝灯区。
但是从构成结构看，我国工业结构在逐步优化，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逐年提高，2014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7%，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2.5个百分点。2015年，我国工业增速将继续呈现稳中趋降的走势，预计工业增加值增速继续在浅蓝灯区上沿和绿灯区下沿震荡运行。
2．固定资产投资和发电量增速明显下滑
受房地产投资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影响，2013年8月以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脱离20%—21%的增长平台出现下滑趋势，进入2014年下滑更为明显。1—11月份的累计增速为15.8%，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新的预警区间界限值看，固定资产投资的绿灯区下沿从18%下降至16%，红灯区下沿从30%下降至25%，表明新常态下固定资产投资下调幅度较大。2014年11月季节调整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为15.0%，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可能继续在“趋冷”的浅蓝灯区运行。
尽管经济结构调整对工业增加值的预警界限值影响不大，但对发电量的影响却难以弥补。计算结果显示，新的绿灯区下沿从6%下降至4%，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随着工业耗电量占总耗电量的70%以上，服务业的增长难以弥补工业生产下降带来的耗电量的降低，另外，能源密集型产业因产能过剩问题减速导致对耗电量的影响比工业生产更明显。2014年11月发电量增速仅为0.6%，季节调整后为1%左右，从图4看，发电量已连续在“过冷”的深蓝灯区运行3个月。
受国内和国外需求共同减弱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剔除季节和不规则因素）从2013年12月开始再次进入“过冷”区间（3%—7.5%），至2014年5月曾出现长达半年的“过冷”信号，此后重新回升到“偏冷”区间，并在近两个月进入了“正常”的绿灯区间。2012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在偏低水平大体保持平稳运行走势，形成了7%左右的“中低速”增长平台，有可能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常态”。
3．主要效益指标基本稳定
以往效益指标总体呈高弹性特征，即增长速度越高，效益越好；增速回落，效益类指标往往降幅更大。2014年以来，在工业生产明显放缓的同时，效益类指标基本稳定。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9446.8亿元，同比增长6.7%，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维持在6%。表明市场主体逐步适应新常态，盈利模式开始发生转变。
2012年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增长的波动幅度较以前明显减小，平均增长速度在10.5%左右，绿灯区下沿从10%下降至8%，可能形成财政收入增长的“新常态”。受经济减速和税制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新常态下财政收入增长（剔除季节和不规则因素）经过2013年的起伏后再次降温，从2013年11月一直在绿灯区内平稳运行。
4．货币供应仍然偏紧，贷款增速步入绿灯区下沿
狭义货币M1和M2增速（剔除季节和不规则因素）在2014年3月停止了11个月的连续下滑，此后出现小幅回升势头。但始于2012年5月的货币短周期是否已经结束，或者说货币供应是否开始新一轮上升周期目前还难以确定。M1增速经过3月、4月的“趋冷”区间（6%以下）后，从5月开始回到“正常”区间（6%—9%），显示市场流动性有所改善，但仍然偏紧，8月季节调整后的M1再次步入“趋冷”区间，10月以后持续在“过冷”区间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速与货币供应增速的走势有所不同，仍然延续2012年10月以来的缓慢下降走势，在2014年4月以前一直在“正常”的绿灯区运行，但随着贷款增速逐渐下降，从5月开始，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速一直在“趋冷”的浅蓝灯区运行。
由10个预警指标构成的景气动向综合指数（见图3）与景气一致合成指数的走势很接近。图3显示，景气动向综合指数在2013年处于“正常”的绿灯区，并在当年9月出现局部峰值（53），与景气一致合成指数的波峰转折点时间一致。此后，随着工业生产、外贸、财政收入和货币供应增速等预警指标的下降，景气再次降温，并在2014年3月总体经济警情曾发出“偏冷”预警信号，但4月以来，综合警情指数呈现出小幅回调走势。
从图1看，经历了2008-2011年金融危机以后的大幅震荡后，与历史相比，2012年开始的经济复苏的速度和幅度都是相对较为缓和的，从景气指数的数值看，此次反弹的峰值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值。从图4看，我国仅有经济监测预警系统中的10个构成指标仅有3个指标在绿灯区内运行，其他7个指标则分布在深蓝和浅蓝灯区。
景气的低位运行和监测预警在趋冷区间运行，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一个必然过程。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经济各项指标的增速也必然随之下降。从此次重新设定的预警界限值看，区间指标的下沿界限值都有所降低，随着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过程的推进，指标界限值的设定将更加符合新常态下指标的增长特性。
从图4中经济监测预警系统构成指标走势看，浅蓝灯区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额增速以及深蓝灯区的工业企业增加值、发电量和M1增速等都属于一致指标，而绿灯区内的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CPI等均属于滞后指标，从指标的先行滞后关系看，滞后指标在未来一段时期可能会向下运行，带动综合警情指数继续下探。通过对10个预警指标走势的分析并结合目前的政策取向，预计从2015年经济景气在30—45的趋冷区间上部和正常区间下沿保持大体平稳运行的概率较大。
宏观调控可进行微调以适度放松
鉴于目前的经济景气处于浅蓝灯区上沿，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面对国内外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复杂形势，在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主基调下，宏观调控可进行微调以适度放松，努力保持7%的增长底线。与此同时，全面推进各项改革，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1．确立稳增长、增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目标
阶段转换过程中，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容易出现试图回到高增长轨道和任由经济自行下滑两种倾向；由于速度效益型模式没有改变，经济增速下降会带来中央、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企业盈利能力和水平滑坡，居民收入回落；淘汰落后和压减过剩产能、减少地方债务、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和治理房地产泡沫，有可能激化矛盾，短期内出现系统风险。
要顺利完成阶段转换，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科技进步和体制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同时使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台阶，也就是将经济工作的中心转向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需要确立稳增长、增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从而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以利于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和各级政府主动进行调整的倒逼机制，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
2．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
一是货币政策继续向中性略松方向微调，基于当前通胀水平较低和社会融资成本较高等问题，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二是充分运用结构性、差别化信贷工具，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三农等领域支持力度。三是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进一步健全市政基础设施、水利工程、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资回报机制，鼓励社会投资。四是支持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全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措施；完善设备加速折旧等政策，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进一步给小微企业减轻税负。
3．稳步推进简政放权，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一是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时清理取消电信、能源、医疗、医药等领域不必要的生产经营准入机制、行业管理规定以及各类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二是财政政策方逐渐由“建设型财政”转向“服务型财政”，即财政投入将由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避免过度干预经济的运行。三是央行应在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下，实施更多的方向性调节措施，优化流动性投向和资本配置结构，引导信贷资源配置到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最终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4．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p>一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是全社会企业利润率增长最低的企业，而较低的财务成本正是造成非效率的主要因素，应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发展混合所有制。二是加快推进资源和房地产登记制度，为全面开征房地产税做好技术准备。三是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下，应该为企业的退出提供便利，降低企业退出的社会成本，降低企业并购重组的成本，促进项目由低效率的企业转移到高效率企业。四是合理保护劳动者权利。除了适当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还应提供充足的社会再培训、为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传递提供便利，降低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成本，增强劳动力的竞争能力，降低摩擦失业，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