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的市值管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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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暗下决心，必须改变这种形象，改变形象的方法就是进军中区地块—当时世界地价最贵的地方。看起来，这又是李嘉诚的一宗异于常人之处，或许这种种“异常”的累积，正是“李超人”之所以成为商界“超人”的奥秘。
                        在谈论股票价值时，享有“华尔街教父”美誉的格雷厄姆有一句话广为人知：“在短期内，股市是一台投票机—反映了仅有资金要求而不管智力或情绪稳定性的选民登记测试，但在长期内，股市是一台称重机。”
也正因如此，格雷厄姆及其信徒们倡导“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要向公司的所有者们学习。绝大多数企业主也确实堪称价值投资者学习的楷模：他们埋头于公司的价值创造，对公司市值的日常波动则置若罔闻。
但有着“李超人”之称、多年来占据华人首富地位的李嘉诚却显然有异于这绝大多数人。近日，处于撤资舆论风波中的李嘉诚，透过媒体，让人得以一窥他的办公场景—里面放着一台布隆伯格终端机，实时显示自己公司的股价。
这一场景并非是李嘉诚重视市值的唯一证据，事实上，无论从李嘉诚本人深入骨髓的市值管理意识、长实系的并购历程还是其对企业及个人品牌的呵护哪个角度看，李嘉诚的李氏企业发展史都可谓一部市值管理史。
市值意识
李氏企业对市值管理的重视，源于李嘉诚深入骨髓的市值意识和风险意识。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李嘉诚曾专门花了8000美元，去印了四张AIG股票装裱起来，其中一张就放在他的办公室内。上面用中文写着“以此为鉴，可惕未来。这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放心保)公司AIG在2007年5月11日每股为72.97美元，总市值1895.76亿美元;2008年9月16日两者分别为1.23美元和167.78亿元美元，市值跌幅逾91%。”
接近李嘉诚的人士说，他是想以此来告诫后辈“风险是怎么回事”。市值的巨大变化中蕴藏风险—李嘉诚早在长江实业上市之日就已悟出。
1972年11月1日，长江实业股票获准挂牌，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升值就超过一倍，这也就意味着，在一天之内，长江实业的市值就实现翻番。
这样的股市表现令长江实业上下一片欢腾，作为领军人物的李嘉诚在当时内心掀起怎样的波澜难以蠡测。不过，其留给外界的印象却是出奇的冷静。
根据相关报章的描述，李嘉诚明白，“股票升值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急速且无常，风险会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证券市场的大起大落除了受市场环境及情绪的影响，还受制于资本市场特有的“乘数效应”，即业绩的微小变化会通过市盈率倍数在股价上得以放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李嘉诚表现出对公司业绩数据的“锱铢必较”。
在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是2006年李嘉诚在北京期间的一则轶闻。
彼时，李嘉诚在北京东方君悦酒店设宴招待部分长江商学院总裁班学员。这顿饭吃了2万块钱，席毕，李嘉诚自掏腰包买单，并特意强调：“这顿饭是我个人掏钱，不是长江实业或和记黄埔请大家吃饭。”
众人不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李嘉诚解释道：“表面上看没什么，我是大股东，兜里有钱。但是从市值角度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角度两万就是两万，如果是公司请吃饭，花掉两万块，如果公司市盈率是30倍，一乘就是60万，意味着公司市值有可能损失60万。因为公司利润下降了多少，一放大，公司市值就要损失多少。”
市值控制
小文章要做，大手笔更不可或缺。就市值管理而言，大手笔就是通过不断地并购做大市值、控制更多的市值。纵观李嘉诚企业的扩展史，正是一段攻城略地的企业吞并史。
长江实业上市初期，最为成功的一役就是并购和记黄埔。和记黄埔是当时香港的第二大洋行，因经营不善陷入财政危机。汇丰银行于1975年8月出手解救，并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并物色有“公司医生”之称的韦理主政，但仍未见起色，这给了李嘉诚乘虚而入的机会。
李嘉诚对和记黄埔觊觎已久，并对形势作了深入的分析：作为银行，汇丰受相关法规限制，不会控制和黄太久，要想接手其所持和黄股份，必须和汇丰搞好关系;经过数次变迁，和记黄埔公众公司的特征显著，不会有家族势力狙击收购;控股结构未理顺，各股东间存在分歧，期待一个强有力的整合者。
基于以上分析，李嘉诚对症下药，终于抓住了汇丰售股的时机，最终以7.1港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有22.4%的9000万股和记黄埔普通股，而且暂时只付全部股价的20%即1.278亿港元。
这也就意味着，李嘉诚用1.278亿港元作订金，便成功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而彼时的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可谓以蛇吞象。
当然，李嘉诚并不只是一个巨大机会的把握者。根据公司治理学者郎咸平的分析，长江实业一直都保持稳健的财务状况，而且集团各子公司的财务状况都比同行业公司要好。正因为如此，当好的投资机会来临时，集团便比潜在竞争对手更有能力去把握机会。
对和记黄埔的收购，至今仍让李嘉诚受益良多。如今，长江实业持有和记黄埔49.97%股权。截至2010年度，和记黄埔经审核营业额约为港币3260亿港元，核心业务计有港口及相关服务、地产及酒店、零售、能源、基建、投资、电讯等业务。2012年，和记黄埔列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第362位。
此后的收购，虽有小异但皆有大同：通过并购，不断强化现有业务或扩展业务范围;设计多种形式的控股架构，利用控股架构底层上市公司市值变动给上层公司产生的乘数放大效应，扩张以市值为计量形式的财富帝国。截至2012年4月30日，长江集团旗下在香港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已达8230亿港元。
声誉无价
除了不断强化市值控制这样的硬实力，李嘉诚对公司信誉和形象这样的影响市值的“软实力”也颇为重视，有时甚至不惜以减少利润的方式获得。
这一点，在其参与地铁遮打站、金钟站的上盖兴建权竞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是在1977年，李嘉诚以地产为主业的长江实业刚上市没几年，在公众的心目中，长江实业的形象不过是“在偏僻的市区和荒凉的乡村买地盖房的房地产公司”。
李嘉诚暗下决心，必须改变这种形象，改变形象的方法就是进军中区地块—当时世界地价最贵的地方。
对于长江实业来说，竞标地铁物业将令其背上沉重的现金负担，预期的收益也将低于地产高潮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李嘉诚依然果断出手并最终夺标，夺标意义重大，以致舆论界都称，此次中标是“长江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进军中区令长江实业声誉鹊起，大得形象分。声誉能当饭吃吗?答案是肯定的—就在李嘉诚中标地铁上盖物业不满一个月，汇丰银行就拍板和其合作重建华人行大厦。可以说，正是这次竞标奠定了其和汇丰合作的基础。
除了企业形象，企业领袖尤其是私企领袖的声誉对公司市值也有着莫大的影响。研究表明，特别是来自企业领袖的坏消息(如接受法律调查)对公司市值的影响具有放大效应。
在这方面，李嘉诚也非常重视。他常说：“名誉是我的第二生命，有时候它比第一生命还重要。”
据《李嘉诚全传》一书记载，专栏作家兼广告业人士林燕妮首次赴华人行大厦的长江总部，与李嘉诚洽谈广告事宜。“奇怪的是，一坐下来，他(李嘉诚)开腔的并非公事，而是澄清传媒对他的绯闻传言。”
林燕妮是传媒圈中人，李嘉诚这样做，大概想借林的影响力予以澄清。不过，林燕妮事后说，我们是做广告的，绯闻我们不关心，但他显然十分介意。这并非唯一的例子。实际上，由于李嘉诚处事小心，甚至被加拿大记者认为过于谨小慎微，并在文中直呼“真叫人大惑不解”。
看起来，这又是李嘉诚的一宗异于常人之处，或许这种种“异常”的累积，正是“李超人”之所以成为商界“超人”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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