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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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特别是美国和德国决策者，甚至不愿意考虑采取这一行动，尽管存在可用财政空间（从创纪录的国债低收益率和几乎所有其他经济指标看），这令人十分担心。在德国，厌恶预算赤字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它植根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思想，该思想认为政府应该执行契约和确保充分竞争，但也要避免干涉经济。
                        巴里·艾肯格林
[解决方案显而易见。不要通过尝试进一步货币宽松，而是通过刺激公共支出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应该借钱投资于研究、教育和基础设施]
世界经济显然正在萎缩，本该成为世界经济守护神的决策者开始黔驴技穷。上个月底的上海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结果表明了这一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刚刚降低了全球增长预测，警告与会的G20代表未来还可能继续降低预测。尽管如此，会议只产生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呼吁采取结构改革、避免以邻为壑政策。
货币政策再一次成为唯一的选择——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在过去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银行一直保持利率低位。它们尝试了量化宽松。最近它们又将真实利率降低到了负利率区间。
背后的动机很合理：需要有人做些什么让世界经济保持增长，而央行是唯一有行动能力的机构。问题在于货币政策正在耗尽。不清楚利率是否还能进一步大幅降低。
但是，负利率已经开始危害银行体系的健康。要求银行付钱换取保持储备的特权，增加了它们的营商成本。由于家庭至少还能将钱存进保险箱，因此银行很难向存款人要求资金保管费用。
此外，在经济疲软时，银行没有能力通过提高贷款利率转嫁成本。欧洲推行负利率实验最为有力，银行困境已清晰可见。
解决方案显而易见。不要通过尝试进一步货币宽松，而是通过刺激公共支出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应该借钱投资于研究、教育和基础设施。目前，由于低利率，这些投资几无成本。生产性公共投资还可以强化私人投资回报，鼓励企业上马新项目。
决策者，特别是美国和德国决策者，甚至不愿意考虑采取这一行动，尽管存在可用财政空间（从创纪录的国债低收益率和几乎所有其他经济指标看），这令人十分担心。在德国，厌恶预算赤字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它植根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思想，该思想认为政府应该执行契约和确保充分竞争，但也要避免干涉经济。
严守这一思想使得战后德国决策者没有重蹈覆辙。但是，成本太高。秩序自由主义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使得该主义并不认同“个人对自己行为负责就会自动产生期望中的聚合效果”这一论调。换句话说，它让德国对宏观经济学反应过激。
而德国人口的老化使得通过盈余为退休集体储蓄的需要，看上去十分紧迫。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带来的巨大的预算赤字进一步加剧而不是解决了统一后德国的结构问题。
说到底，和其他许多德国特色一样，对使用财政政策的敌意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当时，预算赤字导致了恶性通胀。今天的环境也许与上世纪20年代完全不同，但负罪感依旧，因为每个德国孩子很早就会学习这段历史。
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没有经历恶性通胀——或者说在其历史上都没有经历过。但20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公民一直对联邦政府权力表示怀疑，包括从本质上说属于联邦特权的保持赤字的权力。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这一怀疑情绪在美国南方最为强烈，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对联邦政府可能废奴的担忧。
上世纪中叶民权运动期间，又是南方警察精英反对强力使用联邦权力。自1964年起，在民主党籍总统林登·约翰逊推行“伟大社会”（NewSociety）的计划背景下，美国联邦政府威胁终止那些在立法与司法上抵制取消种族隔离的州与地方所实施的项目，以及对那些州与地方在健康、教育领域的拨款。
结果是南方成为坚定的共和党阵营，其领导人反对一切形式的联邦权力，除了执行契约和加强竞争——这一反对的重要之处在于包括了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
必须克服历史根源深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才能结束目前的停滞。如今，我们在一场危机后经历了漫长的增长萧条期，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p>（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剑桥大学教授。版权：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