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措施 稳定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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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率团造访上海社科院，与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教授等经济学家，围绕当前世界经济诸多不确定因素如美国经济走向、美俄伊沙“石油战”、欧洲经济和难民问题以及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进行了深度对话。
                        [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石油价格也曾跌过。石油价格上升，大家普遍认为是件坏事，石油价格下降则被普遍认为是好事，那是因为石油价格的下跌能促进经济增长，这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条自然法则。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石油价格的下跌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作用。]
[中国目前就是用之前已经产生影响的一些政策，诸如投资、房地产以及货币贬值等措施来保持经济的良好增长，我们希望这些政策能起作用，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政策就已足够。我们希望中国能用一些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比如说养老金、教育、健康方面的政策来减少家庭储蓄，从而支撑起整个经济的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事实上对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都是个双赢的政策，因为它不同于现在许多主要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发行货币的政策，它旨在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几十个国家以及非洲的经济发展，也是对中国在海外投资成果的消化。]
日前，总部设在巴黎的经合组织（OECD）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率团造访上海社科院，与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教授等经济学家，围绕当前世界经济诸多不确定因素如美国经济走向、美俄伊沙“石油战”、欧洲经济和难民问题以及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进行了深度对话。
凯瑟琳·曼197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84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她在政策研究领域的经历还包括曾担任美联储国际金融部副主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国际经济学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顾问。
新兴经济体中比较担心土耳其
凯瑟琳·曼：OECD2016~2017年度经济预测报告下调了对美国2016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为4%左右。做这样的预期并不是由于美联储加息的原因，而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投资贸易的减少及库存的问题，但美国国内需求和消费仍非常强劲，因此美国经济动力强劲。美联储对于加息非常谨慎，一直都密切关注美国贸易及出口方面的数据，其做出加息的决定是基于对全球市场的观测，2015年12月做出微小的加息决定，2016年总体上“道路平坦”。
很多人会担心美元汇率问题。很多投资者到美国会向前看，美元的升值是因为这些投资者已在美国进行了投资，因此美元已到达顶点，不会继续上升。
很多国家关注汇率问题是为了提振出口。在汇率问题上的全球状态是全球贸易比较低迷，很多国家想通过汇率来提振出口，但要提振出口有两个先决条件：价格足够好，人民要有足够收入、有足够购买力。通过汇率在价格上做文章是不够的，全球现在人民的收入不足，无法支撑起大量出口增长，这就是问题所在。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经所刚刚发布了《2016世界经济报告》。我们的课题对于人民币汇率、新兴经济体汇率、货币价值，对于美元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货币价值的关系感兴趣；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其货币价值比对美元有一定风险。
凯瑟琳·曼：对此，OECD聚焦点是新兴经济体及其债务问题：一些国家包括中国负债占GDP的比例事实上比2007年是上升的，增加了国内经济的风险，但其外币债务占GDP的比例比1997年或2001年是降低的。如果把风险做个排名，可以看出土耳其风险比南非大。
王战：我们同时注意到一些外币比如巴西货币有一些贸易风险存在，如何看这点？土耳其也是。
凯瑟琳·曼：巴西和土耳其面前的风险和1997年、2001年相比显得更小了，而且它们的银行也有一些相应的监管措施，比如巴西的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会有一些对冲措施。许多人会觉得巴西目前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就因为它们采取了这些对冲措施。如果巴西的宏观经济在2016年变得更好的话，我认为我们不用担心巴西。我最担心的还是土耳其，因为土耳其不仅有外汇汇率方面的风险，它还有房地产以及政治方面的风险。
油价下跌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
凯瑟琳·曼：产油国分为两类：主要产油国和次要产油国，主要产油国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次要产油国包括挪威、伊拉克、美国等，在以前次要产油国的石油价格昂贵，且生产周期很长，因为它们打的都是石油深井，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这些次要的产油国做出调整非常慢，所以都是由主要的产油国来进行定价。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有了页岩气技术，这些次要产油国产油非常灵活，美国现在产石油非常便宜、非常快速。作为以往的主要产油国例如沙特，想把石油价格定得非常低，以此让次要产油国退出，然后它们再提高石油价格，现在有了新的技术，沙特失去了以往对石油定价的能力。
有人会问，既然石油价格低时，次要产油国的公司会破产，它们怎么再次获得资金进入石油市场？我的回答是有两个原因：1.金融市场的记忆力都是不好的，今年破产的公司明年照样会收到投资。2.这些破产公司很有可能被大型石油公司收购，这些大型石油公司会去买页岩气技术之类的新技术，因此这些公司会变得十分灵活，顺利回归石油市场。
王战：有两个问题：1.这场博弈有点类似囚徒困境，最后谁先出局是时间问题吗？2.油价这么低，给石油进口国例如欧洲国家、日本、中国带来的都是好处呢，还是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凯瑟琳·曼：确实存在你刚刚所说的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每个人都刻意控制价格，然后石油价格就上升了。也有例外比如伊朗，一直卖不出石油；但伊朗不会一直甘于卖不出石油。
关于石油价格下跌对石油进口大国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石油价格也曾跌过。石油价格上升，大家普遍认为是件坏事，石油价格下降则被普遍认为是好事，那是因为石油价格的下跌能促进经济增长，这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条自然法则。
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石油价格的下跌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作用，这是因为在不同国家情况不同。拿美国与欧洲做对比，在美国，石油价格下跌，消费者就会对石油进行一定的储备，因为他们对金融危机有非常深刻的记忆。但在欧洲，企业是从石油价格下跌中得益最多的，因为它们把这部分转为了自己的利益，并没有把实际利益转让给消费者。这就是各个国家情况不同。
王战：石油价格的影响是非常有趣的话题。石油价格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方面：从短期来看，油价的降低的确带来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消费提高，但从长期来看，油价的下跌以及其他商品价格的下跌，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不好的影响，会产生通缩的现象。
凯瑟琳·曼：刚刚讲到石油价格下跌，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是下跌的，那么回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宗商品的价格一路高涨，很多国家特别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因此增大对大宗商品的生产投资，由此提高对大宗商品生产的依赖度，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20多年。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一跌再跌，这些对大宗商品依赖度非常高的国家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现在面临的很大问题就是要进行转型，只有这样才能支撑经济增长。但这样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就影响了全球经济和贸易，所以这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给我们的挑战要比上次更大。
欧洲面临很多挑战
凯瑟琳·曼：欧洲面临着很多挑战，如果把欧洲看作一个单独的统一的市场，它对于全球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问题就在于欧洲并非如此一个单一的市场，其市场融合的进度非常缓慢，欧洲的经济现状仍是增长的，比如预计2016年欧洲的经济增长率在1.4%左右。但欧洲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一是欧洲许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大量债务、大量不良贷款；二是欧洲的投资自2009年以来一直不见长；三是近来欧洲的失业率相较于2007年增长了3个百分点；四是近期的难民问题。此外，还有希腊以及英国脱欧的问题。
王战：对希腊和英国脱欧的问题怎么看？
凯瑟琳·曼：我认为英国脱欧的影响会比希腊更大。
中国经济的应对之策
凯瑟琳·曼：中国正在从以制造业和出口为主要动力的经济体，转型为以消费和服务驱动的经济体，这样的转型是比较艰难的。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转型过快，如制造业以及出口下降太快，而消费和服务增长太慢，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中国目前就是用之前已经产生影响的一些政策，诸如投资、房地产以及货币贬值等措施来保持经济的良好增长，我们希望这些政策能起作用，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政策就已足够。我们希望中国能用一些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比如说养老金、教育、健康方面的政策来减少家庭储蓄，从而支撑起整个经济的增长。
王战：中国的两会每年都聚焦发展转型议题。2014年，曾有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感到十分悲观，但只是看到中国经济存在许多问题。但2015年底，中国政府已充分关注到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可能2016年中国经济仍会比较困难，但我对中国经济的尽快复苏抱有很大的期望。毕竟中国在财政、外汇储备方面还有很多的政策工具可以使用。
中国从2008年以来对国际经济方面的政策影响有三大因素：一是，国内的扩大投资，这实际是个逆向操作，给予像澳大利亚和巴西这些原材料、大宗商品出口国延缓经济下降的机会。二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这7年过程中，中国人民币始终较为稳定，这对缓解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由于人民币相对走高，使中国在进出口方面相对减弱，但我们对日本、对欧洲等的旅游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这三条我认为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因为它们对中国经济具有副作用，因为扩大投资使中国产能过剩，使中国债务增加，汇率高使中国短短几年中在出口方面下降明显，中国在扩大需求过程中，中国游客每年在国外旅游时的购物消费大概在一万亿多人民币，我认为这在长期都是不可维持的。最近这几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事实上对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都是个双赢的政策，因为它不同于现在许多主要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发行货币的政策，它旨在推动丝绸之路沿线几十个国家以及非洲的经济发展，也是对中国在海外投资成果的消化。今年9月将在杭州召开G20峰会，对于OECD、对于一些新兴发展的主要国家，我们能采取怎样的共同政策来稳定世界经济？我想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p>（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