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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半开会?还是三点半吧”
因为炒股的关系,开会时间都变短了。以前周权单位常常开一两个小时的会,现在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领导也急着回去看大盘。
“发靠谱的消息给领导,领导赚了钱肯定很高兴,也不会亏待我。现在纪检查得这么严,没几个人敢送礼了。推荐好股票给领导,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2015年以来,每天早上,华东某省省直机关干部赵林一打开电脑,就习惯性地把QQ设为离线状态,然后看一下股市行情。他的办公室电话有来电显示,如果是基层单位来的电话,他经常不接,“很多事儿没那么着急”。
一天,赵林刚打开电脑上QQ,还没来得及改状态,一个基层单位的人二话不说,上来就给他发来一个大文件包,有好几百兆。他只好接收,可是办公室网速太慢,传了好久都没传完,最后还让他的电脑死机了。等赵林重启电脑时,股市大盘开始迅速下跌,赵林有些郁闷,“我那只股票,晚抛了半个小时,损失了几千块钱。”
赵林是众多中国党政机构中炒股的一员。2015年以来,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牵动着新老股民的心,其中也包括许多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公务员。不少人在工作之外,已将炒股当成赚外快的不二手段。
虽然公务员法并没有禁止公务员炒股一说,然而,炒股一般需要在工作时间段。相对于其他的行业,公务员的职业身份较为特殊,而他们所在的党政机关涉及政策的制定和公开,往往会对股市行情造成影响,公务员炒股的是与非,远比其他行业的股民炒股要复杂。
“炒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部委里炒股的以年轻人为主,老同志多半就是让家人炒了。”国务院某部一位副处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班看股票也没有时间,事情太多,而且经常在内部网络里办公,看股市还要切换到外网上,不太方便。”
据这位副处长了解,国家部委对炒股并没有限制。但是规定,只要是干部提拔,必须申报财产事项,其中也包括股票。去年他所在的部就有几位司长,因为财产申报的手续不合规,任命暂停,一直拖到年底才解决。“半年对司局长们的仕途,是影响很大的。”他说。
在省级机关里,公务员讨论股票比较忌讳。“我们下午三点才上班,中午利用休息时间看股票完全没问题。别人也不好管我,但我肯定不能明目张胆地看。”省直机关干部赵林发现,越往基层办公气氛越发活跃,“在街道办他们会公开讨论股票。”
许多党政机构有明确规定,工作期间不能做工作以外的事情。南方周末记者通过采访发现,为了杜绝购物、聊天等现象,许多基层单位在工作电脑上做了设置,根本无法登录淘宝和炒股的页面。还有单位对无线网络实时监控,让公务员也不敢随便用单位的网络炒股。
湖北省一位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透露,“湖北政府部门工作有明确规定,上班时间不能炒股。之前我们单位用电脑可以查看股票信息,但是现在不行了。”山东某市发改委的主要负责人也透露:“我们明确规定不允许工作时间炒股,而且会建立个人信用档案,对违纪的人进行相应的处分。”
许多人只能通过手机,并且使用自己的流量看股市。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说,上班通常较忙,不可能实时关注大盘走势。有人会交给证券公司或亲戚朋友按时按点跟踪,自己打理的人,则完全要看股市行情好坏了。“股市好的时候,买来放在那里也能赚钱。”一位税务系统公务员说,“如果遇到大盘不稳的时候,就会特别担心。在办公打字的时候,会忍不住瞄一下手机屏幕,想想该如何抓住逢低买、逢高卖的点。送个文件,走在路上,等电梯时,也会忙里偷闲掏出手机看看大盘。”
“底层公务员,做的多是事务性工作,炒股对此类人的工作影响不大。”长三角某市政府公务员小唐觉得,“比如说,你今天要协调一个调研,明天组织一个培训,要打电话发通知等等,炒股影响不了这些工作。”
有时候,一个单位的领导也热衷于炒股,工作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华东某省会城市公务员周权负责单位行政事务,有时候他问领导:下午的会是不是安排在两点半开?领导想了想说:还是3点半开吧。原来下午3点股市才收盘。通常的情形是,3点一过,各路股神就开始到各个办公室串门,点评当天股市行情。讨论个半小时之后,大家的心情才能平复,这时去开会才最有效果。
因为股市的关系,开会时间都变短了。今年6月份,周权参加单位的半年总结会,“会开始的时候,领导就先说,具体你们做了哪些工作就别谈了,你们的总结报告里,我都看到了,抓主要的问题说说。”以前周权单位常常开一两个小时的会,现在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领导也急着回去看大盘。
“对于公务员来说,每天处理的都是事务性工作,感觉能力在退化。所以对于蓬勃向上的股市来说,成了我们短时间内实现财富积累的绝好办法。”周权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而且公务员时间比较固定,上班没有那么繁忙。无论是领导还是下属,炒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开庭时在涨,庭审结束跌停”
“我就炒了5万块钱,都没管过,直接让同事帮忙炒。”东北某市检察院的李力群在大盘好时,想多投些钱进去。他没有太多积蓄,便努力做丈母娘工作,但怎么也做不通。
李力群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北方人比较求稳,不敢赌”,“你看不少地方公检法系统辞职的很多,我们院一个都没有。很多名校毕业的,都甘于每月赚四五千块钱”。
相对而言,南方人炒股的胆子更大。在中国社会中,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那里的人越注重“人”的本身,而不是注重社会属性。“南方人更注重金钱,因为金钱能带来生活质量,北方人则更喜欢面子、地位等社会标签。”长三角某市政府公务员小唐觉得,“我们这里有许多家境富裕的公务员,他们对升迁、应酬等等并不真心关注。只要是下班或者周末,他们都关掉手机,专注于健身、爱好和家庭。”
省直机关干部赵林就处在富庶的江南,他发现,“领导是无人不炒。行情好的时候,我身边百分之五六十是公开炒股,至于闷头自己炒的,就没法统计了。”
一些金融机构也瞅准时机,专门向公务员打开了炒股的方便之门。行情火爆时,浙江某地级市商业银行开办“白领通”业务,主要针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他们银行的人,就到我们单位或者食堂门口发单子,宣称随借随还,处级能借50万,科级借30万,利息按天算。”省直机关干部赵林说,办卡的手续也很简单,银行只看收入证明,单位盖个公章就行了。
有了这张“白领通”,电脑上鼠标一点,钱就来了,鼠标一点,钱就还了。赵林炒股相对保守,他只借银行的钱打新股,打不到就把钱还上,但他有个同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大学同学,看到同事买的股票由5块涨到十几块时,也眼红了,便借了银行的钱炒股。“他在将近5000点的时候买入,进去就套住了,一直到现在,亏了17万,他发誓说再也不玩了。”赵林说。
南方某地方法院法官郑欣欣进入股市时,还是今年2月份,那时候真是买啥都能赚。到了5月份,股市上赚的钱比工资还多,当时他和朋友开玩笑说,如果股市一直这么火,辞了职就炒股票得了。那时候,郑欣欣发现单位上大家午休或是聚会,关注点基本都在股市上,一般都是“哎,某某股不错,值得买点”,或者是“哎,某某股后来涨到那么高,抛早了”。
然而,股市在冲到5000点时开始迅速回落,许多公务员就此被套。“这几个月真是跌惨了,我前前后后投进去5万多,都套牢了,本来上周五差不多都要回本了,结果这个星期又亏了。”郑欣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投入的算少的,其他人投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常常是许多法官开庭前买的股票还在大涨,当天庭审结束时发现,股票早已经跌停了。”
“跌的时候我也不伤心,因为是大家都跌。如果就我一股跌,那肯定要哭的。”让长三角公务员小唐感到庆幸的是,虽然股市大起大落,但他现在还是赚了几千块,“主要是中途买车,把钱提出来了,所以才躲过一劫”。
因为股市有涨也有跌,许多原来在股市上盈利的,后来变成了赔钱。赵林单位有个副处长,上半年他炒股大赚了一笔,买了辆车,“他高兴得逢人就说,这个车是我赚的。后来行情差了,我们就问他,股票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个车还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推荐好股票给领导,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公务员即便都热心炒股,但中国的官场文化决定了,多数只是在见面或者休息时,随口寒暄。除非关系很近,同事之间对于每个人投入多少钱进入股市,都是讳莫如深。
“炒股很多时候是一个交际性质的话题,和英国人谈天气差不多。”长三角公务员小唐发现,“那种泛泛的聊法、调侃性的多,玩笑性的多,真正深入探讨股市的少。”
公务员炒股队伍中,玩票性质居多,只要想炒,总会被拖进一两个熟人建立的微信群里。北京市公务员小丽就被拉进一个老乡群里,跟着一个清华教授炒,“清华教授智商超高,往往是今天买明天卖。后来我跟不上他的节奏,干脆放着不动了。结果现在,我买的很多股票都停牌了,没停牌的都亏了。”小丽说。
当然,也有非常懂股票的人。李雪红从大二时就开始炒股,一开始只是投入一两千,后来逐渐加码。去年她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宣传系统的公务员,但依然热心炒股。随着去年底的股市大热,她把资金增加到了五万。
作为一名刚工作一年的公务员,如果不包括每月一千三的住房公积金,李雪红一年收入五万多,而把钱放在股市她最高能获利50%。在她看来,股票作为一种理财投资可以增加收入,“股市好的时候,有钱为什么不赚?公务员如果单纯靠工资谋生,说实话有些困难。”
张乐也是一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如今他在山东某地级市政府部门工作。张乐在大学期间就开始模拟炒股,在一个“模拟大赛中”还得了第三名,获得了600元奖金。刚开始工作时,他爸爸给了他5万块钱炒股。同时,张乐还帮同样做公务员的爸爸炒,因为对股市有所研究,即便遭遇今年的股市暴跌,爸爸几十万的投入至今还在盈利。
张乐有各种QQ群和微信群,有人时常在里面分享一些小道信息。今年刚过“五·一”不久,一个朋友给他发来信息,让他买某只的股票,第二天抛。“这个朋友是一个平常说话做事非常靠谱的人,一般没有把握她不说。”张乐随后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单位的主任,主任也买了,第二天这个股票果然涨停了,他和主任都赚了不少。
在张乐看来,“发靠谱的消息给领导,领导赚了钱肯定很高兴,也不会亏待我。现在纪检查得这么严,没几个人敢送礼了。推荐好股票给领导,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反正不光我一个人,别的同事也会推荐给他的。”
省政府公务员赵林研究股市很深,今年美国股市行情好,领导还让赵林帮忙开通了美股账号。“开美股账户并不容易,我为此做了很多研究,还直接打电话给美国,用英语跟对方交谈开户的事宜。”赵林说。
对于公务员炒股的现象,一位接近中纪委的人士认为:“如果是工作期间炒股,是属于工作纪律的范畴。应该由各个单位的办公室或者记考勤的部门来要求。”
中纪委早先在通报各地纠四风情况中,常有工作纪律一项,各地也会报来诸如工作时间看淘宝、炒股、吃早餐等等情况。“后来领导便提出要求,工作纪律监督不能代替党纪监督,不能拿这个来凑数。”上述接近中纪委的人士透露,“从今年开始就没有工作纪律方面的通报内容了。”
但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完全禁止公务员在上班时间炒股,也变得几无可能。“从技术层面看,炒股真的没有办法禁止。用手机炒股多方便,即便有人来暗访,直接把手机调回主界面,怎么查?”在长三角公务员小唐眼里,“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用办公电脑聊天、看电影、看网页?谁敢保证电脑绝不私用呢?”
公务员的工资在社会中处于中等,他们普遍抱着和普通百姓一样的心态进入股市。但是,由于公职在身,即便是炒股也是不能说的“秘密”。
“我如果是平头百姓,就可以大张旗鼓地满世界说我炒股的情况,但公务员不行,归根结底还是‘身份’的限制。”一位参与炒股的公务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炒股虽然不是做生意,但即便危害再小,影响再小,它毕竟是一项经济活动,除了有违反纪律之担忧,也会给人留下工作态度不好,清正廉洁的价值取向偏离等印象,严重的话,在考评和升迁等问题上也会有不利影响。”
<p>(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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