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商如何应对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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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政务和公共服务领域，运营商的大数据可以提供包括用户画像、个人征信、位置轨迹，包括社交圈等丰富的信息。中国联通副总裁韩志刚介绍，联通大数据也致力于改善民生的服务和城市的治理等方面，积极推进政务、医疗、卫生、健康、教育、养老、交通等关键领域大数据的整合和集成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政务和公共的服务效率。“在市场化应用方面，中国联通的大数据目前在金融，包括征信、广告、车联网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5G、大数据、IT化成为传统运营商突破口
秦夕雅
在互联网+的战略及新形势下，传统运营商的角色、模式、技术均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与考验。
在中央网信办近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国移动副总经理李正茂表示，我国在新一代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方面，确实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如能抓住机遇、又能应付好挑战的话，就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网络信息技术方面的强国。
怎样应对行业裂变和新趋势？目前，5G、大数据、通讯技术产业IT化等，正在成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600050,股吧)、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突围的领域。
5G发展应上升至国家战略
李正茂表示，从中国移动的角度，重点特别发力的是5G网络。
目前，中国移动在4G网络方面，发展迅速，已相对成熟。据李正茂介绍，4G网络建设运营，已近两年时间，目前中国移动已建成全球网络规模最大的4G网络，超过100万个基站，在国内覆盖了约85%的人口、70%以上的行政村。基站总量相当于美国四大电信运营商基站总量的总和，比欧洲所有运营商的基站总和加起来还多。用户规模也迅速扩大，到今年年底4G用户预计可以突破3个亿。“现在每月平均1000多万将近2000万的用户在增长。”
全球在5G上的竞争非常激烈。日本在两年前已经设立国家计划，明确宣布2020东京奥运会时要提供5G服务；韩国提出在2017年就要率先提供5G的一些先导性服务；欧盟成立了5G组织，目标非常明确：要掌握5G核心专利的20%，并获得全球35%的市场。中国启动也比较早，2013年由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联合成立了中国5G推进组。
国际电信联盟今年正式启动了5G的计划，所选用的名字和中国选用的名字一模一样——MT2020。该组织所设定的2020的5G技术标准的八大关键技术标准，基本上都采用了中国提出的标准。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国在5G技术发展里面的卡位和过去2G、3G时代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影响力很大。
李正茂建议：鉴于5G技术在新一代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里面如此重要，很多互联网的应用，比如今后面向物联网的应用、车联网的应用，叠加在上面的各种互联网+的应用，甚至工业互联网的应用，都和它密切相关。建议将5G发展问题，上升到一更高层次，甚至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战略层面。
大数据的三大挑战
目前，大数据在企业和社会层面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企业管理、政务和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等方面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和产业价值。而三大运营商是天然大数据的集中营，海量网络数据，业务运营数据等，无论从时间的跨度，还是地理的范围看，都具有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显著优势。
比如，政务和公共服务领域，运营商的大数据可以提供包括用户画像、个人征信、位置轨迹，包括社交圈等丰富的信息。中国联通副总裁韩志刚介绍，联通大数据也致力于改善民生的服务和城市的治理等方面，积极推进政务、医疗、卫生、健康、教育、养老、交通等关键领域大数据的整合和集成应用，进一步提高了政务和公共的服务效率。“在市场化应用方面，中国联通的大数据目前在金融，包括征信、广告、车联网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大数据赋予了洞察未来的能力的同时，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小觑。
第一，信息壁垒的存在，影响了数据的开放性。受信息化水平的制约，各行业的数据资源还存在标准化程度低、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够。同时，数据的开放性不高的情况，因此数据的标准化和开放性，是影响大数据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大数据相关的技术能力和创新性不足。大数据的技术，涉及到海量数据的采集，包括解析、清洗、存储、管理、挖掘、应用等多个方面。专家型人才储备方面明显不足，同时缺乏原创技术。对开源社区的贡献有限，进而对前沿技术路线的影响也比较微弱。
第三，隐私安全如何维护。互联网记录并保留每个人的身份信息和行为特征，一旦泄露，将威胁到用户的隐私和人身安全；同时，对企业也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大数据信息安全风险的框架，为大数据的应用发展保驾护航。大数据的应用发展，应该统筹谋划，同时，加快关键技术的研发和产业的培育，完善数据开放，以数据保护、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等节点的布局，最终引导大数据走上开放、合作、安全的健康发展道路。
重构网络
中国电信副总经理柯瑞文认为，从国家和运营商以及社会的资源情况看，现在城市和农村的接入可能还要发点力。城市的接入主要是光进铜退出，因为铜制速度已经比较被动。在光的领域里，光要走出去，这方面中国电信正在做一些有益的尝试，“在一带一路中往前面走，在中东、海上都有一定的储备，下一步做这个事”。
目前总体来说，农村3G和铜制宽带的覆盖面有95%以上，但是剩下来的5%和4G后的城乡差距，使得农村问题依然令人关注。“信息的差距不能在新一轮发展中又出现。”柯瑞文表示。
另一方面，网络建好以后要惠及民生。“包括涉及民生的各个行业，比如医疗、卫生、教育如何实现整合打包，这实际是物联网的内容。其次，用户家庭和终端方面，配套需跟上。比如，开放合作，推动支持双卡六模全网通手机。”
柯瑞文还指出，五中全会提出网络强国绝对不仅是电信运营企业的网络，这里还有网络重构的问题。CT(通讯技术产业)和IT(信息技术产业)的消费，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化的衡量指标。可以预计以后网络上的IT成分比CT大很多，占主导。“现在目前社会上为什么BAT的企业比三家电信运营企业更能够灵活、方便、低价提供服务呢，因为它是基于IT，电信运营企业是CT，电信运营企业要抓住机会，实施网络的重构。”
在网络重构方面，不仅是运营商要积极主动推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力量要一起来行动。“现在推出了一些软件基于网络和NFV(网络功能虚拟化)等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增加网络的软件成分，在这方面华为、中兴已经做得很超前了。”
<p>针对目前运营商面临的互联网+形式，柯瑞文提出了两个具体建议：第一，集合包括资本在内的社会各种力量，一起推进网络特别是基础网络建设，推进共享；第二，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在国外的一带一路地区，可能需要建立基金和普遍服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