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监管层生涯 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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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曾剑
2015年11月13日20：00，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姚刚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位“老人”，从履历来看，姚刚目前为止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均是在中国金融监管层度过。1993年，姚刚进入中国证监会担任期货部副主任一职，是中国证监会期货部的创始人。1999年，姚刚被任命为君安证券董事长，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合并后，被任命为总裁。2002年姚刚再次回到证监会任发行监管部主任，2004年7月姚刚升任证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作为见证者、参与者，姚刚在其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时间的逝去，历史似乎已经被尘封。记者通过梳理其20多年的工作履历，希冀拨开尘封的历史，为读者呈现一个完整的姚刚。
引进国外期货制度
资料显示，姚刚系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先后在日本三洋证券、法国兴业银行东京证券公司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东京证券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拥有丰富的市场经验。业界对他的普遍评价是：“敢于开拓、积极务实、办事执著、敢作敢为”。
回顾姚刚的履历可以发现，回国任职的初期，其主要与期货部度过。1993年，姚刚开始出任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主任。
事实上，在姚刚出任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时，中国期货市场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资料显示，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标志中国期货市场诞生。该市场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1992年9月，我国第一家期货经纪公司广州万通期货经纪公司成立。1993年，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利益的驱动，全国各地各部分纷纷创办期货交易所。到当年下半年，全国各类期货交易所达50多家，期货经纪机构近千家。
不过，由于中国期货市场由于刚起步，极度缺乏监管。期货市场的发展处于盲目无序当中，这也为后续发展埋下了严重的隐患。数量过多的期货交易所出现，导致交易分散，期货市场发现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另外，过度投资、操纵市场、交易欺诈等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恶性事件频发，多次酿成重大风险。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93年，姚刚上任证监会期货部副主任。当时，有日本留学经历的姚刚就引进了当时日本期货市场的一些先进制度和经验，对推动期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任期内期货市场大事频发
不过，总体来看，在姚刚在证监会期货部任职期间，中国的期货市场虽处于规范发展阶段，但却出现了不少过度投机、监管不力的典型事件。诸如“3.27”国债事件、广联“籼米”事件、上海“粳米”事件、苏州“红小豆602”事件、胶板9607事件、天然橡胶R708事件等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3.27”国债事件。
1995年2月下旬，当时中国证券界的头牌券商——上海万国，由于判断错误，在国债期货“3·27”品种上大量做空而面临巨额亏损，之后违规操作，在收市前8分钟抛出1056万的“3·27”卖单砸盘，相当于“3·27”国债发行量的3倍多，“3·27”由暴涨3元瞬间直线下跌0.71元，市场顿时一片混乱。
“3·27”事件在证监会的监管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并组织协议平仓。而在当时，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和中小投资人参与到国债期货市场。据不完全统计，“3·27”事件牵涉利益达上百万人。“3·27”事件给整个资本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股市极度低迷，上海综指一度跌到了390点，人气涣散。1995年5月17日，证监会鉴于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的基本条件，作出了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决定。至此，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记者注意到，期间甚至出现了一些品种消亡的案列。这便是“海南棕榈油M506事件”。
早期国内外棕榈油市场由于供求不平衡，全球植物油产量下降，而同期需求却持续旺盛，导致棕榈油的价格不断上涨。到了1995年，国内外棕榈油市场行情却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棕榈油价格在达到高峰后，逐渐形成回落趋势。1995年第一季度海南棕榈油期价一直于9300元/吨以上横盘，但在M506合约上，市场投机者组成的多头阵营仍想凭资金实力拉抬期价。而此时又遇到了一批来自以进口商为主的空头势力，在国内外棕榈油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以现货抛售套利，由此点燃了M506合约上的多空战火。
1995年3月以后，多空的激烈争夺令M506合约上的成交量和持仓量急剧放大，3月28日持仓一度达到47944手的历史最高位。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发出了期货监管工作必须紧密围绕抑制通货膨胀，抑制过度投机，加大监管力度，促使期货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不允许原料价格上涨过猛，对粮油价格的重视程度也可想而知。这就给期货市场上的投机商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而此时，M506合约上的多空争夺硝烟正浓。多头在来自管理层监控及国内外棕榈油价格下跌双重打压下匆忙撤身，而空方则借助有利之势乘机打压，使出得势不饶人的凶悍操作手法，在1995年4月，将期价由9500以上高位以连续跌停的方式打到7500一线。而此时的海南中商所施行全面放开棕榈油合约上的涨跌停板限制，让市场在绝对自由的运动中寻求价格。多头在此前期价暴跌之中亏损严重，此时那有还手之力。这又给空方以可乘之机，利用手中的获利筹码继续打低期价，在M506临近现货月跌到了7200水平。至此，M506事件也告结束。由于M506合约上的过度投机和监管不力，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导致棕榈油这个品种在此事件之后，参与者越来越少。事件后的棕榈油合约中虽有交易，但已是江河日下，到1996年已难再有生机了。
出面维稳动荡的“君安”
1997年，“君安证券之父”张国庆因“账外违法经营隐瞒转移收入”被查处，君安证券陷入震荡。鉴于君安当时在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国庆被查的消息在沪深股市发生了剧烈波动。从1998年7月16日到20日，君安高层和深圳市证管办分别发出告员工书、告客户书和公告，强调“个别领导人接受有关部门调查”不会影响公司整体运行。
在监管当局看来，如此举措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此，显然是在管理层的部署下，国泰与君安两公司分别于7月19日在北京召开了临时董事会，作出两大公司合并的决定。1998年7月19日，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分别在北京召开了临时董事会，作出了两大公司合并的决定。
在1998年7月中旬至下旬短短的一周中，管理层做出了两项重大安排：其一，要求两家公司董事会批准通过并成立“合并工作联合委员会”，由国泰证券董事长金建栋任主任；其二，选派时任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主任姚刚担任联委会副主任，准备接替张国庆执掌君安。
1999年3月，君安的股权变更手续最终完成。同一时间，证监会宣布，姚刚正式成为君安公司法人代表。
1999年4月13日，两家公司分别在京召开股东大会，通过了以新设合并方式进行合并的决议，并决定成立“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的正副主任分别为国泰和君安的董事长金建栋与姚刚。
1999年5月20日，中国证监会复函，原则同意国泰、君安合并。
在姚刚等的主持下，新公司筹建和扩股由此开始。认股结果被认为相当成功。据姚刚在1998年8月8日的国泰君安创立大会上介绍，此次共有51家新增发起人以现金方式实缴认股款198503万元，国、君两家的原有股东又追加现金投资32808万元，加上两公司原有部分净资产以1：1折为新公司股本，新公司总股本达到372718万元，成为我国注册资金最大的证券公司。
认股结果被认为相当成功。据姚刚在1999年8月8日的公司创立大会上介绍，此次共有51家新增发起人以现金方式实缴认股款198503万元，国、君两家的原有股东又追加现金投资32808万元，加上两公司原有部分净资产以1：1折为新公司股本，新公司总股本达到372718万元，成为我国注册资金最大的证券公司。
1999年8月8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及第一届股东大会于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参与该会议的19位董事一致通过，聘任姚刚为国泰君安总裁。随后又任命了金建栋为该公司董事长。
在姚刚担任国泰君安总裁期间，上市成为其与金建栋的重要任务。2000年度，国泰君安股东大会通过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及上市方案》。此后，为了顺利上市，国泰君安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包括一系列股权转让等。
回头来看，在这些举措实施后几年内，证监会“一参一控”的规定，却使国泰君安当年的作为成为上市绊脚石。不过，在这之前的2002年5月，完成维稳任务的姚刚已经功成身进，成为证监会发行部的主任。
历经发审委制度的多次变革
2002年，姚刚出任证监会发行部主任。此后不久，证监会便进行了发审委制度改革。
从历史沿革来看，发审委制度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发审委初设阶段（1993年6月至1999年9月）、发审委条例阶段（1999年10月至2003年12月）、新发审委制度实施阶段（2003年12月至今）。
显然，姚刚上任之时，我国的发审委制度恰好处于第二个阶段末尾。源于自1990年代初中国有股市以来，上市资格在中国一直是稀缺资源，由于企业一上市往往可获得巨额融资，这使得中国企业一直对上市趋之若鹜，有关股票发行上市过程中存在灰色交易的传闻也因此从未间断。而发审委制度正饱受市场质疑。
2003年12月，证监会对发审委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废止了《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颁布了《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和配套的《工作细则》。新条例的核心内容是提高发审委工作的透明度，加强对委员的监督管理。
根据新的发审委制度，发审委委员由有关行政机关、行业自律组织、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等推荐，由证监会聘任。委员人数由80人减至25人，其中证监会人员5名，证监会以外人员20名，部分委员可以为专职，每届任期一年，提高了审核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发审委通过召开会议进行审核，设会议召集人5名，每次参加会议的发审委委员为7名。委员以个人身份出席发审会，独立发表审核意见并行使表决权。暂行办法将发审委投票表决方式由无记名投票改为记名投票，表决票设同意票和反对票，委员不得弃权，强化了委员的审核责任。
暂行办法取消了原来的发审委委员身份必须保密的规定，为提高发审委工作的透明度，还规定了更为公开透明的审核工作程序，例如要求证监会有关职能部门在发审委会议召开5日前，将会议审核的发行人名单、会议时间、发行人承诺函和参会委员名单在证监会网站公布。暂行办法还建立了对发审委委员的问责和监督机制，明确要求委员不得利用发审委委员身份或者在履行职责时所得到的非公开信息为本人或他人直接或间接谋取利益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姚刚上任后不久，证监会发行部便爆发了一件大事件。这便是王小石案曝光。
王小石，北京人，财务出身，1996年左右进入中国证监会工作。2004年前后，王小石的身份是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的副处长，在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王连凤领导的小组中从事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的筹备工作。
2004年11月4日，在学习期间的王小石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带走。此后，其被带走的原因浮出水面，其在2003年凤竹纺织过会的过程中售卖发审委员名单，另一原因是在深圳某上市公司发可转债的过程中参与公关、介绍受贿。
王小石的案发，使人们有机会对发审黑幕有了更深的了解。由于王小石主要通过出售发审委员名单牟利，此案也使得市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2004年前的旧发审委制度问题上。此案在一定程度上变相推动了证监会对发审委制度的改革。
此后，姚刚还经历了发审委制度的多次变革。
2005年，《证券法》修订后，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的要求，证监会于2006年对发审委制度进行了新的改革。2006年5月8日，证监会审议通过了《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原暂行办法宣告废除。新办法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
一是将发行证券申请的审核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特别程序。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和可转换债券等其他公开发行的证券申请适用普通程序，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证券申请则适用特别程序。在特别程序中，每次参加发审委会议的委员为5名，表决投票时同意票数达到3票为通过，未达到3票为未通过，且委员不得提议暂缓表决。二是完善了发行人接受询问和委员提议暂缓表决的制度。
2009年为配合创业板的运行启动了第二次改革。2009年5月，证监会对《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进行修订，明确单独设立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人数为35人，任期一年。同时规定主板、创业板和并购重组委委员不得相互兼任。修订后的办法是现行有效的规范发审委组成和工作程序的最主要的部门规章。目前的主板发审委为第十四届，创业板发审委为第三届。
在上述发审委制度变革期间，虽然姚刚的职位有所变化，其从2004年7月起担任证监会党委委员、主席助理，但其仍然兼任发行监管部主任。因此，这些变革显然与之有关。
亲历股票发行制度去行政化
细数我国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的演进历程，主要经历了从“额度管理”阶段（1993-1995年）、“指标管理”阶段（1996-2000年）、“通道制”阶段（2001-2004年）。到了2003年末，“保荐制”成为我国股票发行的制度。
当时，伴随着证监会对发审委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为配合此项变革，保荐人制度也在此时被监管层推出。证监会拟借此加强券商与上市公司间的连带责任，以保证企业上市信息披露的可信度。
2003年12月，证监会制定了《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等法规。此举被认为是适应市场需求和深化股票发行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
资料显示，“保荐制”起源于英国，全称是保荐代表人制度。中国的保荐制度是指有资格的保荐人推荐符合条件的公司公开发行证券和上市，并对所推荐的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质量和所做承诺提供持续训示、督促、辅导、指导和信用担保的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注册登记管理制度；明确保荐期限；分清保荐责任；引进持续信用监管和“冷淡对待”的监管措施等四个方面。
保荐制度的重点是明确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与“通道制”相比，保荐制度增加了由保荐人承担发行上市过程中连带责任的内容。保荐人的保荐责任期包括发行上市全过程，以及上市后的一段时期。2004年5月10日，首批共有67家证券公司、609人被分别注册登记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08年2月，管理发行监管部多年的姚刚“升职”了。伴随着此番升职，其此后在中国的股票发行制度变化中发言的机会则进一步提升。
2008年2月27日，证监会在其网站上宣布，国务院已任命姚刚为证监会副主席，并任命朱从玖为证监会主席助理。同时，证监会决定张育军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宋丽萍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当时，证监会的两个重头任务就是新股发行制度的变革以及创业板的推出。而姚刚此前是主管发行监管部，这次升任副主席。对此，不少市场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证监会将在推动下一阶段证券市场发行制度改革方面有所发力，同时在加强市场筹融资功能，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也会加快步伐。
果不其然，此后，证监会针对新股发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2009年以后，证监会出台相应政策，逐步完善新股发行询价和申购的报价约束机制，优化网上发行机制。2012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就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便是要进一步推进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发行制度建设，逐步淡化监管机构对拟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断，修改完善相关规则，改进发行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落实发行人、各中介机构独立的主体责任，全过程、多角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在这过程中，姚刚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向市场传递“发行体制改革的整体去向是去行政化”的态度，配合发行制度改革。当时市场普遍认为，证监会这是在为新股发行从审核制转向注册制铺路。
在政策上，注册制也在的确在逐步推进。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明确“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这是注册制首次写入中央文件。2013年11月30日，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证监会也在此后多次表态；正在推进注册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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