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转型时代 需切中“命门”合拍市场

杭州佬在看

编者按：二级市场的规范，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管。可多年来，股票市场的监管一直饱受诟病，似乎每次监管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命门”。从去年开始，监管机构再次强化监管今年又在高调转型，被处罚、问询的上市公司数量激增。但市场人士对此的评价依然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多位专家呼吁，我们的二级市场需要的是“和市场合拍、多方配套、真正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监管。
监管层处罚、问询数量激增
■本刊记者李壮
近日，在发现媒体报道獐子岛被多人联合举报涉嫌信披造假后，证监会立即启动核查程序。同样，山水文化在1月19日公告暂停对1486笔应付账款的核销，而在此之前的1月8日，山水文化也收到上交所的监管工作函“要求中介机构在年报审计中关注相关交易的会计处理”。獐子岛和山水文化被监管层质询不是个案，查阅沪深交易所的监管记录发现，近两年监管处罚和问询函的数量逐月增加。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加强监管是好事，但只靠中间监管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入口”问题和“出口”问题彻底解决，‘中间’再强化才有意义。”　　
监管、问询、处罚数量逐年上升
记者查阅上交所和深交所网站公开的历年监管记录发现，从2014年开始，两大交易所向上市公司发监管函和问询函数量逐月增加。　　
上交所监管措施页面显示，最早的记录是从2013年6月28日对*ST新梅股东上海兴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通报批评。从这一记录开始到2013年底，上交所共发“通报批评”和“公开谴责”20件，月均3.33件。2014年，上交所发“监管工作函”以及做出“监管关注”、“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处理的152件，月均12.67件。2015年，上交所发“监管工作函”以及做出“监管关注”、“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处理的444件，月均37件。进入2016年，监管工作再次强化，仅1月4日至20日，上交所发“监管工作函”以及做出“监管关注”、“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处理的58件。最新的记录是1月20日向君正集团发出的《关于对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秘书张杰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　　
此外，上交所对上市公司发并购重组审核意见函数量也同步增加。上交所网站记录的第一件并购重组审核意见函是2014年12月26日向山水文化发出的，当年一共发出两个函件，另一件是向山水文化发出的补充意见函。2015年，上交所一共发并购重组审核意见函和问询函138件，月均11.5件。2016年1月1日至14日，上交所发并购重组审核意见函和问询函9件。最新的记录是1月14日向吉林高速发出的《关于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深交所网站记录的数据与上交所数据呈现的走势一致。深交所网站记录的第一份监管函是2014年4月11日向世纪星源发出的，涉及事由为“公司关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发生重大仲裁事项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4年，深交所发监管函119件，月均13.74件。2015年，深交所发监管函445件，月均37.08件；2016年1月1日到20日，深交所发监管函21件。最新的记录是1月20日向*ST舜船发出的监管函，涉及事由为“中介机构负责人陈葆华未能勤勉尽责”。　　
深交所累计发问询函（涵盖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关注函等）534件。最早的记录是2014年12月4日向民生控股发出的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最新记录是2016年1月21日向深华新发出的关注函。2014年12月，深交所发问询函3件。2015年发问询函485件，月均40.42件；2016年1月1日到21日，深交所发问询函46件。　　
除了监管函和问询函数量的增加，上市公司被处罚的数量也成倍翻番。
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证监会累计对281家次上市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92家次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和48人次从业人员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190多家有风险隐患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进行现场检查或非法集资排查，对141家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平台进行专项检查。全年移交处罚审理案件273件，对767个机构和个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同比增长超过100%，涉及罚没款金额逾54亿元，超过此前10年罚没款总和的1.5倍。
“中间”监管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对于上市公司违规违法处罚和问询数量的增加，市场中的投资者举双手赞成。但一位不愿具名的私募人士向《红周刊》表示：“加强监管是好事，但查处的涉嫌违规的上市公司数量激增，不是上市公司违规增多了。而是现状一直如此，就看监管层查不查了，如果继续查，那么被处罚和被问询的上市公司和相关机构和人员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多。”他认为，现在监管加强对解决上市公司违规问题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处罚力度还远远不够，应该加重30倍以上的处罚力度，才可能起到震慑作用！”
但也有专业人士认为，加重处罚也不能治理上市公司违规乱象，最主要的是“出口”和“入口”的问题能同步解决。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向《红周刊》表示：“在股市的‘入口’发行制度和‘出口’退市制度两个主要环节不动的情况下，动‘中间’的监管，只是动了‘皮毛’。只有把‘入口’问题和‘出口’问题解决，‘中间’再强化才有意义。”刘纪鹏表示，现在管理层在如火如荼地推进注册制，但早已建立的退市制度却名存实亡，实际被勒令退市公司长期为零。
《红周刊》记者也注意到，二级市场的不死鸟比比皆是。为规避4年连亏导致终止上市情况出现，部分上市公司在连亏两年的时候就用卖资产、资产重组等方式做活财务报表，来逃避暂停上市。在躲过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一劫”后，这些公司往往接着亏损两年，循环往复。绩差公司“该退不退”的现象还助涨了市场投机炒作行为。
以*ST武锅为例，该公司曾因2007、2008、2009年连续3年亏损于2010年4月9日暂停上市，但后来依靠政府补助实现盈利，最终得以恢复上市。接着该公司在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3年亏损，2014年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仍为亏损1.06亿元，最终触及终止上市红线。
还有如2015年因涉嫌重大违法被暂停上市的*ST博元，在2015年12月公告收到自然人股东郑伟斌捐赠的福建旷宇95%的股权，评估作价8.6亿元。但同期，上交所对*ST博元的信披违规行为作出了纪律处分决定，*ST博元或将因此成为沪深两市首家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而终止上市的公司。但最终能否退市，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上市公司“退市难”反应的是退市机制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刘纪鹏表示，事实上，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退市标准多样而清晰，除了净利润指标外，有总资产、总收入、资产负债、虚假陈述、并购重组、破产解散、主动申请退市、股价、成交量等一系列指标安排及相应的标准。
刘纪鹏向记者表示：“实施注册制的前提是强制退市，同时在监管和退市过程中必须‘刚性’，达到一定标准，就像闸门一样，往下一落谁说情都没有用。如果不解决大规模的强制退市，只是加强中间监管，市场还会出问题。”■
监管转型要合拍市场、多方配套
■本刊记者李壮
在2016年开年后的两周，上证指数累计跌去近20%。在这样的背景下，1月16日召开的2016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证监会主席肖钢的讲稿中99次提监管。对于监管层明示监管转型的新信号，多位专家和私募人士的观点不一，大多为质疑，有专家向《红周刊》表示：“痛苦的经验再次说明，现代资本市场监管，要严格定位于规则监管，切记不应试图引导股价水平特定方向变动来达到某种短期政策目标——无论这个目标看起来如何诱人、可取。”　　
监管不是管的越多越好
对于去年年中爆发的那场股灾，肖钢在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讲话中直指监管问题，“这次股市异常波动充分反映了我国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制度等，也充分暴露了证监会监管有漏洞、监管不适应、监管不得力等问题。”　　
有市场人士对此不“买账”，认为证监会没有坦率地为那次股灾承担起监管责任。不过，前文那个不愿具名的私募人士向记者表示：“（那次）股灾本质在于炒作太疯狂了，导致估值过高特别是小股票、垃圾股等，所以暴跌或早或晚在所难免。这和监管漏洞有一定关系但不大，我倒觉得监管本身没什么错。但这暴露出监管的问题，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个人觉得涨跌停限制、IPO暂停等都不应该设定，而应该市场化，这样市场才能成熟。养孩子只有更多地放手才能让孩子早早成熟和独立，绝对不是管得越多越好。”
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对上市公司董监高和大股东减持限制也有异议，“限制减持本身就不对，如果开始约定解禁期1年，凭什么不让卖呢？最重要的是（股价）太贵了，不卖是傻瓜。利益决定一切。这是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监管层干涉的太多，特别是一些所谓以保护中小投资者为名义的干预都没有达到效果。最好的保护我觉得就是让他们（投资者）跌怕了，亏怕了，再也不自己买股票了，交给专业的人管理，这就是最好的保护。这件事（炒股）放到几十年的人生长河中去看，有几个赚钱的？欧美发达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如果以保护个人投资者的目的去乱干预市场，那么资产管理行业都得去要饭了！”　　
处罚力度轻缺乏震慑作用
在他看来，上市公司“忽悠式”重组、“跟风式”重组、虚假重组等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不在监管范围促狭，而是“监管层不作为，处罚力度太轻，这导致上市公司一点都不怕，换成任何一个人都会一犯再犯。”他认为，监管层需要做的只有“严格执法、处罚措施加大”。对于上市公司造假该如何解决，他称，“香港上市公司中至少20%～30%的公司造假，只不过这样的公司没人买，都是仙股（股价在1元以下的股票），跟没上市一样，这就是最好的处罚。”　　
另一位也要求匿名的私募人士称，目前自己的工作主要是“根据市场变化做好自身仓位的调节”。对于监管转型，他只提了一点建议：“中国股市是一个散户为主的市场，投机性很强，很不成熟。既然这样，自有资金都做不好，为什么要允许投资者借钱炒股呢？融资融券的存在对于市场除了加大震荡与波动，正面意义在哪里？融资、爆仓、平仓、杠杆等词汇，最好暂时远离不是很成熟的中国股市。”　　
监管切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私募人士看来，监管层管的多，“手伸得长”、“处罚力度轻”。而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监管转型存在证监会自身定位、制度建设上的能力不足和模糊。　　
一位北京大学教授向《红周刊》记者表示：“国内监管部门经验不足，还在摸石头过河，而且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他“期待明白人掌舵。”　　
也有经济观察人士就目前的监管向记者表达了几点思考：“一，股市波动较大程度与管理方法和政策方面问题有关。二，股市根本问题仍然是制度建设，如何改变国企占支配地位的结构条件，如何通过改革引入注册制，如何完善监管和增加必要透明度，如何真正引入上市公司退出制度，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决定股市未来。三，痛苦的经验再次说明，现代资本市场监管，要严格定位于规则监管，切记不应试图引导股价水平特定方向变动达到某种短期政策目标——无论这个目标看来如何诱人可取。”　　
监管转型需配套改革并行
在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看来，正如前文所述，在股市的“入口”发行制度和“出口”退市制度两个关键环节进行变革的情况下，处于“中间”环节的监管转型才会慢慢到位，只进不出就会出问题。
另外，证监会本身的职能转变也将影响包括注册制和监管转型在内的改革。
最近有消息称，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将其国办秘书二局六处独立出来设立金融事务局，主要涉及“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行政事务协调，不涉及具体业务的执行落实。一直呼吁“搭建大金融委”的刘纪鹏认为，这是大金融委改革的一部分，证监会因此将做出机构和人事调整。虽然上市公司各主体的监管会不会走进“一行三会”合一的时代还是一个问题，但至少这表明行政机关之间在加强联合监管力度。
<p>与此同时，完善股市监管还需要对接司法系统。因为中国股市没有所谓的“集体诉讼”概念而饱受学界的口诛笔伐，刘纪鹏向记者表示：“最关键的是，因为证监系统和司法系统衔接非常差——其实和公安系统的磨合也不到位，导致即使有集体诉讼，也没有有能力的法官去审理。就像金融法庭，只有极少的地区设立了金融法庭，以前是没有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法学人才。所以这也是一个配套的改革。需要现在的行政监管——证监会，行业监管——各种协会，以及司法刑事的监管体系——检察院和法院能有效衔接，才能肩负起这个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