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乱局依旧

杨周乐乐

发达国家只有一个其他增长渠道：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令汇率走低，从而促进出口。理想的情况下，由发达经济体提供资金输血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吸收这些出口的同时投资于本国的未来，从而推高全球总需求。但这些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危机得到的教训是，依赖外国资本来帮助投资是危险的。对此一些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削减了投资，开始实现经常项目盈余，倾向于积累外汇储备以保持本国货币的竞争力。
                        古拉姆·拉詹
2015年结束之际，全球只有少数地区取得了强劲增长。在这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急需快速增长以保持国内稳定的年月，这一状况堪称危险。它反映了各种因素，包括先进工业国的低生产率增长，大萧条遗留的债务负担，以及对新兴市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重估。
那么该如何抵御需求疲软的影响？理论上低利率应该能促进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但在实践中，如果债务负担意味着消费需求持续疲软，新投资的实际回报可能会因此而崩溃。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在一个世纪前定义的中性利率——简而言之，就是使经济回归充分就业以及稳定通胀所需的利率——甚至可能是负的。这也说明了央行为何会痴迷于量化宽松这类非常规货币政策。但这些政策究竟能否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充其量也只是有些含糊不清的证据。
另一种刺激需求的诱人方式是增加政府基础设施支出。但在发达国家中那些常规的基础建设投资早已完成。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有需要去维修或更换现有的基础设施（美国的桥梁设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大规模开支将提升公众对加税的焦虑，反而导致家庭储蓄增加，企业投资减少。
可以说，工业国家的增长潜力早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下降。美国财政部前部长拉里·萨默斯曾用“长期停滞”这个广为流传的词汇，来形容希望更少消费的老龄人口和那些收入占全社会份额不断增长但却不愿增加消费额的超级富豪。
这种导致增长放缓的结构性因素，意味着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那些通过刺激更多的竞争、参与和创新来提升增长潜力的措施。但结构性改革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正如时任卢森堡首相的让-克劳德·容克在欧元危机最高峰时所言：“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只是不知道做了之后如何获得连任而已！”
如果国外发达国家是如此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为什么不能满足于较低的增长？毕竟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很高了。
其中一个要这样硬撑着的原因，就是履行过去的承诺。在上世纪60年代，各大工业经济体向广大公众许下了慷慨的社会保障承诺，该承诺后来又被对公共部门雇员所许下的不合理承诺所放大。此外，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的必要保障，因为那些可以随时上街抗议的年轻一代必须工作，来支撑对老一代人的承诺。如果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增长只能产生更少的优质中产阶级就业岗位，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增长来防止不平等问题扩大。
最后还存在着通货紧缩的恐惧心理，日本的例子最为典型，大家都说该国政策制定者放任价格下跌，需求低迷和增长停滞的恶性循环控制了整个国家。
事实上，这种传统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破灭时，当局并未清理银行系统或重组过度负债企业，导致经济放缓期延长。而一旦日本采取了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果断行动，人均增长率是足以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媲美的。此外，2000至2014年间日本平均失业率为4.5%，相比之下美国是6.4%，欧元区为9.4%。
诚然，通货紧缩确实会提高现有债务的实际负担。但如果债务过多，有针对性的结构重组调整总比用通胀一笔抹掉更好。
无论如何论证，通货紧缩的幽灵一直困扰着各国政府和央行，并因此导致了工业经济的困境：如何将经济刺激措施已被证明无效的现实，和要求增长的政治诉求相调和，赖掉债务在政治上不可行，结构改革前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创伤，各国政府也不会轻易采纳。
发达国家只有一个其他增长渠道：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令汇率走低，从而促进出口。理想的情况下，由发达经济体提供资金输血的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吸收这些出口的同时投资于本国的未来，从而推高全球总需求。但这些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危机得到的教训是，依赖外国资本来帮助投资是危险的。对此一些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削减了投资，开始实现经常项目盈余，倾向于积累外汇储备以保持本国货币的竞争力。
到2005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创造了“全球储蓄过剩”这个词来形容从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涌入美国的外部盈余。伯南克指出了这些资金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资源错配。
换言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被锁死在资本流动和需求的危险共生之中，刚好跟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兴市场危机之前同样危险的模式反了过来。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该模式再次扭转，资本开始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国家市场，但这一设定的脆弱性会随着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收紧而暴露出来。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对经济增长的政治诉求不会超过一个经济体的实际潜力。而在现实世界中，社会保障的承诺，过度负债和贫穷不会消失，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来实现可持续增长。首先，我们需要避免非常规货币政策或持续汇率干预这类以邻为壑的政策，从根本上减少资本外流和货币竞争性贬值。
最重要的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多边机构应行使自己的责任，通过分析并仔细判断每一项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持续的汇率干预）来维护全球体系的稳定。目前这个缺乏有效组织的混乱体系正在推动世界走向竞争性的货币宽松政策，在这个体系下谁也无法全身而退。发展自由贸易和负责任全球公民意识的共识——从而抵制狭隘的压力——将为世界迫切需要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p>（作者系印度央行行长。版权：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