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机农业爱上转基因

待我腿毛及地时

“转基因植物也有一系列好处，包括一些很适合我们可持续农业标准的优点。”事实上，在2002年美国农业部发布第二个《全国有机计划》、作出转基因作物不能包括在有机作物范围内的规定之前，乌拉尔和帕梅拉的研究领域并未出现鸿沟，就像他们20年的婚姻，“没有人意识到，有机农民和从事基因研究的科学家的结合有什么特殊之处。”他回忆道。
                        在帕梅拉·罗纳德和乌拉尔·亚当查克的婚姻中，转基因与有机农业交融在一起，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沈晴
帕梅拉·罗纳德已不常去校园里的试验田了，但这一天不一样。她把鞋子放在一边，在稻田的泥地里缓慢跋涉。田面潮湿，吸饱水分的泥巴粘住她的脚后跟，每走一步就会发出又响又滑稽的吮吸声。一只大蓝鹭飞起，惊起附近的一群小白鹭。帕梅拉焦急地等待着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报告一个重要的实验结果，任何一个小数据都有见微知著的大可能。
过去30年，她的工作大部分集中在水稻研究上，试图通过转基因工程技术对抗病害和淹涝。这位50余岁的植物遗传学家皮肤泛着健康麦色，一口白牙格外显眼。“很多事都变了。”她说，“我刚工作的时候，全美国大概只有另外两个人也研究水稻。因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亚洲的事。”干草和积水散发的复杂气味是加州中央山谷农业区到了夏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让帕梅拉想到了自己在附近海岸山脉度过的悠闲童年。那时，她和兄弟会用硬纸板做滑板，在丘陵玩滑草，用塑料桶从废弃的井里捞蝌蚪。其实，很多人对这股气味都不陌生——在戴维斯分校所在的小镇，从事植物研究或培育的人的比例相当高，有机种植者和遗传学家常现身于同一社交圈。
乌拉尔·亚当查克从事有机种植20余年，他和妻子帕梅拉的研究方向不同，观点却非常一致：有机农业和基因工程从来不是敌人，有时甚至可以像爱人，互助、互补。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邮件采访时幽默地表示，“孩子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有趣是有趣，但不至于异想天开。不过心酸的是，(儿子)克里夫在妈妈的实验室实习，而不是在爸爸的农场。我想他一定是看到了基因科技的未来。”
遗传学家帕梅拉和有机种植者乌拉尔的婚姻，让外界联想到基因工程和有机农业的潜在“联姻”。“它试图让主导观点根深蒂固而极端对立的两个阵营联姻。事实上，对于这场婚姻，人们期待已久。”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环境政策中心国际发展学教授戈登·康韦勋爵在这对夫妇合著的新书《明日的餐桌：有机农业、遗传学和食物的未来》的序言中写道：这是令人振奋的“婚姻”。这个观点同样得到了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波伦等人的响应。
逐渐模糊的边界
帕梅拉的父亲是犹太难民，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历经重重困苦远渡美国。他写下了一本名为《通往自由的最后一列车》的自传。侥幸逃离战争的父亲常教育她和两个兄弟，要对当下拥有的和平、繁荣心存感恩，要富有同情心。兄妹三人从小伴着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那篇著名的墓志铭“最先他们逮捕共产党员/我没有说话……”长大。“父亲常提醒我们，对于不像我们这样拥有食物或者自由的人来说，生活是什么样，并且鼓励我们帮助他们。”
“小时候，我看到自己最爱的原始林地因为经济开发被征用，直到完全消失，就知道如果我们不能更高效地耕种、减少肉类摄取、节约食物，再多的土地也无法应对现代农业的高歌猛进。”帕梅拉在答复《第一财经日报》的邮件中写道。某种程度上，她甚至把基因工程当作一种高科技、高效的人道主义——全球近半人口都仰赖水稻，而潜在的40%产量损失于虫害和病害。“一点点改变就可以影响上百万人，这是我被这个领域吸引的原因之一。”她在去年3月的一次TED演讲上说。这段17分钟的视频获得了130万余次点击。
这位遗传学家热衷于揣度怎样喂饱地球。1995年，她从水稻的4.2万个基因中，分离并确认了Xa21基因，它可以使植物对水稻白叶枯病黄单胞菌具有抗性。在亚洲和非洲，这种病菌造成了灾难性的水稻枯萎病，这些地区90%的农作物都由小型家庭农场种植，损失惨重。十年后，帕梅拉和她的同事分离了可以帮助植物在洪涝灾害中生存下来的基因。2014年，在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帮助下，这一命名为Sub1的水稻，被种植在了超过160万公顷易受洪灾的土地上，产量是传统品种的3.5倍。
帕梅拉的团队也选育了适应美国加州生产条件的耐淹涝水稻品种，期望可以帮助本地的有机水稻种植者不打除草剂除去杂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已经再一次将区分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界限模糊了，同样变模糊的还有过去的农民和今天的农民、有机农业和转基因之间的界限。”她在书中写道。
但在育种业，选种往往是一道令人头痛的单项选择题：新品种大部分是杂交种，而有机农业在全美农田占比不足1%。乌拉尔在查看威迈·安德里欧《菜园》1885年重印本时，发现虽然从事了半辈子农业种植，居然从没听说过书中的大部分品种，一些蔬菜看起来就好像来自外星球。比如，现代玉米的祖先是细窄的条状，覆盖着硬壳的玉米粒，除非你有一把锤子，否则别想撬开它们。“人类选育更好的植物新品种，这也意味着多样性减少，造成遗传侵蚀，因为传统育种技术仅选择了几个重要特征，并把没有表现出这些重要目的性状的植物丢弃。如果没有现代遗传技术的帮助，要想恢复流失的基因相当困难。”
要么可持续，要么被抛弃
帕梅拉与乌拉尔的家在一个只有两间教室的小学对面，房子用的是褪色的雪松木瓦，栗色格调装饰，是一个类似名匠风格的乡村平房。后面挨着小小的有机农场，有一个大谷仓，里头是乌拉尔的造船工厂。巨大的户外墙上绘着以DNA双螺旋结构为背景的奇妙动植物。
门前的半英亩花园里则种满了各种鲜花和蔬菜，十多年前帕梅拉刚搬来时，这里是一个黄星蓟遍布的荒废牧马场，一个果园与之相邻。近年来加州持续干旱，帕梅拉会在冬天贮存雨水用于夏日浇灌。上月，她正想着在园子里种点“Bt甜玉米”，这种转基因作物能有效防止欧洲玉米螟等钻蛀类害虫。可惜的是，她种不了木瓜，山谷里的冬天太冷了。
但对昆虫学颇有研究的乌拉尔发现，近年来，加州出现了橄榄实蝇、棕纹蝽、斑点翅果蝇等以前没有的昆虫。这些新的入侵者极有可能是由暖冬“捎”来的。“全球变暖使有机种植者在控制虫害上有心无力，这些害虫在这里根本没有天敌。”这位留着花白胡子的62岁学者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了担忧。
虫害和杂草一样，是传统农业和有机农业的致命困扰，也是基因工程着力甚多的领域。《明日的餐桌》一书提到，更迭换代中，转基因作物已经种植了十亿英亩，数十亿人食用转基因食品超过十年，还未发生一起被证实的对环境或人体有不良副作用的案例。但对“非自然”和“底线”的尖锐争议，仍未停止。
“当需要诚实的时候，透明度是绝好的消毒剂。”在对外公布Xa21基因的那个月，帕梅拉的实验室迎来了朋友也是同事大卫·麦克希尔(DaveMackill)探访。对方忧心忡忡地告诉她，7000万水稻农民正有种植大米的困难，因为他们的农田被洪水淹没，每天靠不足2美元度日。“我和乌拉尔都相信，我们的焦点应落实在强化农业的可持续之路上。不断反思农民和农村群体是否可以繁荣，确保人人都负担得起基本的食物需求。”她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转基因植物也有一系列好处，包括一些很适合我们可持续农业标准的优点。”事实上，在2002年美国农业部发布第二个《全国有机计划》、作出转基因作物不能包括在有机作物范围内的规定之前，乌拉尔和帕梅拉的研究领域并未出现鸿沟，就像他们20年的婚姻，“没有人意识到，有机农民和从事基因研究的科学家的结合有什么特殊之处。”他回忆道。
“我们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不管是转基因的，还是有机的。”这对夫妇相信，对生态负责的农业包含更广义的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做的坚持，比使用什么方法开发出植物新品种更重要。“食物的未来，需要基于生态学的种植实践，混合了基因育种，有最先进的虫害解决方案，减少氮对土地和地表水的淋洗，减少水土流失等。”乌拉尔在回复邮件中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在改进农业的可持续形态上有所作为，人类终将走向食物短缺，面临更严峻的环境挑战。”
<p>30多年前，受畅销书《一座小行星的饮食》(DietforaSmallPlanet)影响，帕梅拉成了一位素食主义者。她和被迫远走他乡的父亲一样，在直面困境中逆行，等待真理的降临。“虽然建立科学"真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一个特定的科学结论，最终要么得到广泛接受，要么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