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义释疑养老金增幅缩水：支出跑得比收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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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介绍，确定调整水平的主要考虑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去年是6.9%；财政支付能力，去年全国一般性预算收入增长5.8%，中央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都比以前年度增幅要低；去年和这件事相关的城镇居民物价水平是1.4%，比较温和；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7.4%；就是养老基金本身的承受能力，近几年虽然总的收入额还大于支出额，但是已经出现了收入增幅低于支付增幅的现象，企业还在强烈呼吁要降低税费。
                        自2016年1月1日起，按6.5%左右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
养老金实现“十二连涨”，但是，涨幅首次低于10%，引起广泛关注。
3月9日，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胡晓义说：“过去几年都是10%的调整，今年是6.5%左右。为什么这样？我把底牌给大家掀一掀。”
胡晓义从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付能力、物价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养老基金本身的承受能力等五个方面作出解释。
他认为，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集合起来做一个调整待遇的方案，取6.5%左右还是恰当的。
对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朱俊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称，这次将养老金调整比例定为6.5%左右，涉及财政收入下滑、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面临压力等因素，未来应该根据相关指数，将调整幅度进行制度化。
增长6.5%左右还是恰当的
3月5日，财政部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关于201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报告指出，2016年1月1日起，按6.5%左右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建立基本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完善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据了解，按照2015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后的每月人均2200多元计算，今年再上调6.5%左右，则每人每月有望增加140多元。
2005年至今，基本养老金已经实现了“十二连涨”，但是，相比于此前每年10%的涨幅，此次增长比例出现了“缩水”，也引发了业界的广泛讨论。
对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胡晓义说：“我原来以为只有9000多万离退休人员，再加上一些专业工作者才关心这件事，但是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很关注这件事，而且讲到你的父母，我很感动，我认为青年人应该这样，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已经渐渐老去的父母。”
“过去几年都是10%的调整，今年是6.5%左右。为什么这样？我把底牌给大家掀一掀。”胡晓义说。
据他介绍，确定调整水平的主要考虑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去年是6.9%；财政支付能力，去年全国一般性预算收入增长5.8%，中央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都比以前年度增幅要低；去年和这件事相关的城镇居民物价水平是1.4%，比较温和；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7.4%；就是养老基金本身的承受能力，近几年虽然总的收入额还大于支出额，但是已经出现了收入增幅低于支付增幅的现象，企业还在强烈呼吁要降低税费。
因此，胡晓义认为，取6.5%左右还是恰当的。
　“双轨制”并轨后首次调整
相比于此前的基本养老金，此次系“双轨制”并轨后的首次调整，涉及对象不仅包含了企业退休人员，还将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统筹进来。 胡晓义认为，待遇调整的政策遵循同一规则，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就更强了。
实际上，降低基本养老金的上涨幅度，社会最为关心的是基本的退休生活能否得到保障。
胡晓义说：“至于能不能保障基本生活，随着经济发展，不管增加多一点也好，还是少一点也好，最好年年都加，我想这是大家的期盼，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作出的努力目标之一。”
国际经验显示，当养老金替代率（职工退休时的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水平之比）达到70%左右时，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与在职时大体相当，而低于50%时生活质量则明显下降。
今年2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发布的《重构我国养老金体系的战略思考》的报告指出，2000年以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持续下降，从1997年的70.79%下降到了2014年的45%，已经处于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划定的养老金替代率警戒线之内。
朱俊生认为，和国外的多支柱养老保险相比，我国上一代的退休职工收入主要依赖于基本养老保险，不到45%的替代率确实比较低。
但是，受制于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养老金支付压力等因素，单一地大幅调整养老金涨幅肯定难以持久。
“一方面我们想养老金充足，保障退休生活，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养老金可持续，两个之间目前形成了一个张力。”朱俊生认为，在职职工感受负担很重，退休人员又感觉拿到的养老金不多，根源并不是养老金发放得多了，而是政府应该更多地承担此前的转轨成本。
<p>同时，朱俊生建议，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应该由制度自身决定，其他国家的做法是，调整取决于物价、社会平均工资等变化，在设计养老金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未来的变化，不应由行政手段取代自身制度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