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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张昌宗的关系是这样的!
《列仙传》说,王子乔是周灵王太子,喜爱声乐,吹笙引得凤凰和鸣,于是被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乐不思归。若干年后,王子乔乘鹤仙去,后人在缑氏山立祠纪念。何敬宗《游仙诗》吟道:“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这其实是列仙故事的传唱版,无甚新意。东晋兴起的道教上清派颇看重这位神仙,《真诰》说周灵王38位子女中,共有五男二女7人得道,其中王子乔的尊号是“右辅侍帝晨领五岳司命右弼桐柏真人金庭宫王君”。唐代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专门编绘一卷《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图赞》,以连环画的形式介绍这位神仙王子的事迹。但教内尊崇,总不及皇帝提倡。
武周圣历二年(699)则天皇帝幸嵩山,经过王子乔祠庙,见“山扉半毁”,“庭宇凋疏”,忽生感慨,于是“为子晋(即王子乔)重立庙焉,仍改号为升仙太子之庙”,并以“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的名义,御制御书了《升仙太子碑》。这篇洋洋两千余言的碑文不特辞藻华丽,碑额的飞白,正文的章草,皆显示女皇帝的文化修养不在丈夫李治之下。据碑阴御制《游仙篇》提到,“愿□丹□赐灵药,方期久视御隆周”,意即希望神仙太子庇佑女皇长生不老,武周王朝长治久安。
武则天晚年,为编辑《三教珠英》,设立控鹤监,令张昌宗、张易之兄弟掌管。“控鹤”是驾鹤的意思,来历当然与王子乔有关。据《隋唐嘉话》、《旧唐书》记载,张昌宗是王子乔后身。有一次宴会,女皇遂令昌宗“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升仙太子碑》第七段铭文说:“青童素女,浮丘赤松。位称桐柏,冠号芙蓉。寻真御辩,控鹤乘龙。高排云雾,轻举遐踪。”于是后人相信,《升仙太子碑》其实是圣皇武则天送给张昌宗的礼物。连赵明诚的《金石录》也说:“升仙太子者,王子晋也。是时张易之、昌宗兄弟方有宠,因昌宗为子晋后身,故武后为葺其祠,亲铭而书于其碑。”
笔者本来也同意这一看法,但偶然读到宋之问诗,又有些疑惑。这首咏升仙太子庙的诗说:“王子乔,爱神仙,七月七日上宾天。白虎摇瑟凤吹笙,乘骑云气吸日精。吸日精,长不归,遗庙今在而人非。空望山头草,草露湿君衣。”宋是张昌宗的党羽,此诗的伤感情调,与庆贺祠庙落成的气氛并不融洽;尤其是“空望山头草,草露湿君衣”一句的主语,显然不是作者本人,或许另有原因。
站在武则天的立场,最符合“升仙太子”身份的,应该是她的长子,暴卒于上元二年(675)的太子李弘。尽管史书堆砌材料,竭力暗示这位24岁太子死于谋杀;但无可否认,高宗和武后给予这位儿子极高的待遇,不仅破例追授他为“孝敬皇帝”,并以“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的方式来追荐他。据《宝刻类编》记载,高宗、武后曾分别为卷帙浩繁的“一切道经”作序,今敦煌尚存一篇《御制一切道经序》,专门感叹这位孝敬皇帝“翔鹤可羁,奄促游仙之驾”,即驾鹤西去。
当然不能据此来确定李弘的道教信仰,并直接与升仙太子发生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修升仙太子庙的前一年,即圣历元年(698),武则天终于恢复庐陵王李显的太子地位,但李显、李旦之暗弱无能,女皇帝自然心知肚明,由此思念富于政治天才的李弘,建庙立碑,似乎也顺理成章。张昌宗的生年紧挨着李弘的卒年,因李弘是“升仙太子”,而张六郎是李弘的后身,于是自然被说成是“升仙太子”,因此,张昌宗通过太平公主的引荐,被思子心切的武则天赏识。
原来,张昌宗(张六郎)是李弘的后身,也就是“升仙太子”王子乔的转世,所以,他被非常怀念儿子李弘的武则天呵护有加!
为圣者正名,是功德无量的圣事!
(本文资料来自学者王家葵先生博客玉吅 神仙故事之王子乔)
为圣者正名,是功德无量的圣事!
在此对学者王家葵先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