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南腔北调?有什么来历?

雨轩周

为什么说南腔北调?有什么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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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轩周

　　南腔与北调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佬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这样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么！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其中最可笑的，是广州人管父亲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们是什么？豆芽菜呀？写成“老窦”也不对，老爸是大窟窿，咱们是小窟窿？他们也常常分不清l和n这两个声母，an和ang这两个韵母。结果，在他们嘴里，男子变成了“狼子”，女子变成了“驴子”。

　　闽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统统叫做“狼”，整一个“与狼共舞”。一个闽侯人在朗读《愚公移山》时，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还有子，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念成了“我死了还有煮，煮死了还有酸，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

　　南方人说话还颠三倒四。比如“死人咸”，就看不懂。死人只会臭，怎么会咸呢？腌鱼啊？原来，这是闽南话，意思是“咸得要命”、“咸死人了”。因为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就弄得我们不知所云。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死咸死咸”，只不过当中并不夹一个人字，就好懂些。

　　吴楚东南坼

　　楚语和吴语在历史上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而且就叫“吴楚”。这也不奇怪，吴与楚都是“荆蛮”嘛！再说越灭吴，楚灭越，他们也曾统一过，所以古楚语和古吴语是比较接近的。直到现在，湘语和吴语还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过声调不一样，也就是腔同调不同。父亲叫“爷”，读如“衙”，也一样。从这些蛛丝马迹看，吴语和楚语的关系在历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实上直到隋唐，吴语和楚语还被看作一种大方言。陆法言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他说的“河北”，就是“燕赵”，他说的“江南”，就是“吴楚”。颜之推也说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说话声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说话声音浊而钝。可见吴楚之同远大于南北之同，南北之异也远大于吴楚之异。要是它们就这么联起手来，南方的方言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然而一把刀子却从吴楚之间插了进来。

　　这把刀子就是赣语。

　　江西这地方，历史上叫做“吴头楚尾”，春秋时是吴、越、楚三国的交界处，汉代又介乎荆州与扬州之间，是个“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吴不管，越也不管。结果，古时这块地方的方言，就有点不三不四，不明不白，连汉代的方言学家杨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其实直到现在，赣语特征并不十分明显，而且来历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样，不南不北，不东不西，没什么特色。

　　赣语，明摆着是个混血儿。

　　它也是一个奇迹。在吴语、楚语这些老方言节节败退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它居然能作为一种新方言在夹缝中生长起来，还赢得了和吴、湘、闽、粤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让人刮目了。

　　胡番与西洋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然而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很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胡”这个字眼总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至于把神志不清时说的话称为“胡话”(胡人说的话)，则鄙夷之情更是跃然纸上。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叫西、洋的不一定就带贬义。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

　　方言的来历

　　说起来也是，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南方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语？南方从来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从来就是“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说的“化外之语”，不是“外语”是什么？不过那时“外语”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门”不可。相反，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书同文)，却统一不了语音(语同音)。反倒是，文字统一以后，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听不懂，还可以写出来看，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故方言存焉。

　　所谓“方言”，其实也就是“四方之言”。华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视自己为“中”，视周边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外”，则“方言”也就是“外语”。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称“方言”。自此，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这是“春秋笔法”，他们不懂的。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在玩弄词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