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反清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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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末，公元1662年初，吴三桂率军进入缅甸境内追击逃亡的南明君臣。南明皇帝永历即将被擒，绝望中给吴三桂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因为写的太好，所以没有翻译成白话文而直接抄录如下：

　　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明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崇祯）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清），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福王）。何图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伏诛。仆（永历自称）于此时，几不欲生，犹睱为宗社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错。
　　
　　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哭谁欢，祗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微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族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对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
　　
　　第思高皇帝（朱元璋）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愁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党其薄。奕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者兵丧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霑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这封信确实很感人。虽然我们今天知道这对吴三桂并没有起到任何永历想要起到的作用，但至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永历还是认为吴三桂可能会被打动其恻隐之心。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死敌，永历可能写的如此的真挚、悲怆？甚至当时很多人都仍然对吴三桂抱有希望。即便他领清军入关许多人也认为情有可原。朱舜水即说：吴三桂愚呆竖子，失於较计，欲报家仇，勾引入寇。——《中原阳九述略•虜勢二條》。《中原阳九述略》是朱舜水为回顾和研讨明亡的历史教训时候而写的，时间是南明永历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即永历被吴三桂所擒的半年前。而就在同样提到吴三桂的地方，对另一位后来的大英雄袁崇煥却毫不留口德：“賊臣楊鎬、袁崇煥前後賣國，……”南明永历即便在身处绝境时候依然希望打动吴三桂，更不用说当时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各种反清复明势力了。他们即使不幻想吴三桂对清廷倒戈至少也将其视为可能的统战对象。这种想法就是到现在也没有多少可指责。人不亲血亲。到底血浓于水，血脉相连。辛亥革命时的床下都督黎元洪，毕竟也还是于民国有功的。这时已经距离南明永历君臣二百五十年了。
　　
　　汉人对吴三桂寄予的期望越大，清廷对吴三桂的猜忌也就越深。吴三桂的处境也就越是尴尬、微妙。在民族大义和荣华富贵之间，吴三桂没有任何疑问地选择了后者。不用拿什么道德良知来指责他，这里恰好有李治亭著的吴三桂大传，文中对永历的信作了唯物史观的如下评论：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想见，永历是在极度痛苦与愤怒交织的情绪中写成的。我们且不必分辨其中的是非，仅从全文的气势来看，声情并茂，不禁令人感泣！明朝自朱元璋创立，到现在已历二百六十多年，其结局如同建国时一样，轰轰烈烈，又多了一个悲壮、惨烈！永历为失去祖先创下的江山，心中充满了无限悲愤和无力回天的哀叹。在无可挽回的命运面前，他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怯懦！作为一个末世的亡国之君，总是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可是，失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这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总有完结的一天。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在广漠的天地间，都不过是暂时存在的现象，没有永久存在，也没有久盛不衰。恰恰相反，盛则衰、衰而亡，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可惜，封建帝王永历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只能是怨天尤人。吴三桂从引清兵入关，到穷追永历，从道义上说，有负于明朝，但从理性而论，却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判断历史的是非，道义不是衡量是非的主要标准，还是从历史的发展来考察，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永历恰恰是从道义上谴责三桂背主求荣，可能会唤起人们的同情，却不能改变历史的发展趋势。南明经弘光、隆武、永历三主，都是腐败的政权，它们的存在，无补于历史的发展，与这个政权同归于尽，殉道而亡，虽气节可嘉，不过成了这些腐败而不可救药的政权的牺牲品而已。永历对三桂的诛心之伐，仅仅是历史的瞬间回声，是以永历为代表的过时的人物对自己行将完结，而表示出的无可挽回的抗争。——吴三桂大传(李治亭)
　　
　　如果把这些满脑子“顺应历史潮流”唯物主义先进思想的“现代人”穿越到吴三桂的位置上去，又会做的比吴三桂道德怎样？
　　
　　就在永历写这封信的同时，吴三桂与缅甸策划的计谋正在加紧进行。缅甸把永历君臣骗入吴三桂军营。事先，吴三桂先派高得捷、官国泰、盛有功、徐伯率兵百人前去，暗中监视；接着，又派出二百人，接应前一批，以防出差错。当永历一行被骗出走，高得捷等都在暗中密切注视。这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没费一兵一卒，神不知鬼不觉，就把永历及其家属一个不漏地全部擒获到手！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朝廷至此灭亡，明朝的历史亦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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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吴三桂亲自部署和执行对永历的处决。他派纛章京吴国贵率亲兵前往永历囚禁之所，将永历和他的儿子，还有皇室王维恭之子抬出门首小庙中，吴国贵命人出示弓弦，准备用刑。永历知死期已到，既没有求饶，也没有抗争。他的儿子——太子，才12岁，大骂吴三桂：“黠贼！我朝何负于你？我父子何负于你？乃至此耶！”吴国贵等不由分说，用弓弦把永历父子和王维恭之子逐个勒死。永历时年38岁。永历父子死地，原称篦子坡。后因此地逼死永历，遂改称“逼死坡”。勒死永历三人后，吴三桂命昆明县知县聂联甲亲运薪木至城北门外，将他们的尸体烧化，然后尸灰四扬，彻底消尸灭迹。剩余部分就地埋葬。
　　
　　南明永历君臣逃亡缅甸，其力量已微不足道，对清朝构不成严重威胁。开始，它本不在意。但是，永历的存在，至少在政治上还象征明朝并没有完全灭亡，那么，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就不是完整的，不能视它为天下共主。而永历的被擒获，清朝就形式上成为全国惟一合法政权。清廷因而大加渲染，加以宣传，目的是绝明朝故旧遗老和反清势力复明之念，可收安定人心、巩固统治之效。吴三桂更博得清廷的一片欢心。而吴三桂杀死永历，彻绝人望，也彻底卖身于清廷，并籍此得到了清廷对这条忠实鹰犬的奖赏。早在顺治十六年三月，清廷就命吴三桂留镇云南，总管云南军政一切事务。杀死永历半年后的康熙元年十二月，清廷又把贵州交由吴三桂全权管理。这样，便形成了吴三桂王云贵 、尚可喜王广东、耿继茂王福建的“三藩”并立的局面。“三藩”之中，吴三桂占地最多，兵力最强，势力也最为雄厚。
　　
　　终满清之世，异姓受封为王的，只有五人，最先受封的是，“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合称“三顺王”。他们是在清入关前天聪七年、八年间先后降清，而受封为异姓王。顺治六年，“三顺王”改封号，尚可喜为平南王，平定两广，藩守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在南下途中死于江南，其子耿继茂袭爵，后病死，其孙（继茂之子）耿精忠嗣继。孔有德为定南王，进军广西，于顺治九年兵败桂林，自焚死。因无子承袭，爵除。吴三桂归降稍晚，迟至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在山海关前率部投降，即封为平西王，再进封为亲王。原封爵四王，孔有德死后，剩吴、耿、尚三王，各据藩地，并称“三藩”。最后是孙可望，他于顺治十四年降清后，封为“义王”，驻京师，无辖地，亦无政治作用，但孙可望对南明和李定国的出卖值这个价钱！孙可望向洪承畴的献技献策彻底断绝了南明政权存留于中国境内的最后生机！而吴三桂入缅甸擒拿永历，只是孙、洪议定决策的执行和延续罢了！
　　
　　到这时候吴三桂已经彻底成为了汉奸，何况以他在清廷中的地位也决无任何利益诱使他反清复明。但此时一些尚未绝望的汉人仍对吴三桂抱有期望。这当中典型的是查如龙“上血书”的事件。
　　
　　查如龙原是南明弘光政权某部的官员，后流落江湖，以反清复明为己志，到处活动。康熙初年，查如龙伪造全国各省总督、巡抚、提督的书信，其官封、印信、花押、图章，非常逼真，令人很难识破。其伪造的信中，都有“联络声气，共图举事，恢复中原”的内容。查如龙把这些伪信汇为一册，携带身上，前往云南。他宿于离昆明不远的一座寺庙中，咬破食指，给吴三桂写了一封血书，大意是：天下督抚提镇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武王伐纣，会八百诸侯于河南孟津渡口）。大王，您是汉人，当年之事（指吴降清），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杼把握在王的手里，王如果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大时机啊！
　　
　　查如龙写好血书，托付一个侍童送到吴三桂王府。他企图让人们都知道这封信，给吴三桂施加压力，造成迫使他不得不从之势。侍童到了昆明，却没有办法进王府，他徘徊了一阵。返回到寺庙，把信退给了查如龙。投书不成，他到了曲靖府，不慎犯了事，被知府李率祖拿获，所有伪造的信札和写给吴三桂的血书等都被查出。李率祖与吴三桂不和，得此物证甚是高兴。但见其书札稿中牵连各省官员，无一遗漏，就都给烧掉了，只留下血书，申报督抚，上达朝廷。李率祖不能不报告吴三桂，并把查如龙交给他处置。吴三桂命千总董三纲把查如龙押解进京。临行，查如龙大叫：“我死，你灭九族之日也不远了！”至京，朝廷以叛逆十恶不赦之罪判凌迟处死。
　　
　　这样的事件还有很多，甚至官方文献也未必完全记录。毕竟吴三桂的汉人身份令满清殖民政权不能不多加提防，而随着他日益位高权重，清廷亦更加深深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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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清在入关前，就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对满汉文臣武将一视同仁，其实不然。凡属征伐，满族贵族掌兵权，政府六部首脑，皆以满官为头。处于一般地位的汉官，清廷还可放心，但身处显位又掌握军队的汉将就不同了。既要用他们，还给予必要的监视和控制，体现了清廷对汉官汉将政策的两重性。采取留子（或亲属）于京师的办法，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控制。汉官中权重位宠的，莫过于吴三桂及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当他们长驱南下后，吴三桂把长子吴应熊、尚可喜把三子尚之隆、耿继茂（其父耿仲明已去世）先后把二子昭忠、三子聚忠送京师，入侍世祖。康熙七年六月，尚可喜又主动把长子尚之信送来“入侍”康熙，受到清廷的嘉许。清廷明里给这些入侍的子弟以优厚的地位，都招为额驸，极示笼络之意；实则暗里将他们当作人质。吴三桂等人的儿子掌握在朝廷手中，不敢心存叛逆之念，只能小心谨慎地尽忠于大清了。
　　　　　
　　清廷与三藩各怀心事，是不言自明的。既然他们的儿子留在京师，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条件，时刻探听朝廷的动向。吴三桂有此考虑，特把他的一个亲属胡心水安排在应熊身边，嘱咐他说：“吾子年少，不懂事，烦你代为照料一切事。”胡心水心领神会，悉心掌管应熊额驸府中日常庶务。他“挥金如土，上下左右无不相得”。凡有关吴三桂的事，都靠买通的朝臣替他说话。他专刺探“密事”，及时向吴三桂报告。吴应熊也留心朝廷举动，“多聚奸人，散金钱，交通四方”，凡大小事，他都“飞骑报闻”。 吴三桂虽身在数千里之外，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清廷廷与吴三桂的相互疑心，彼此心照不宣。但随着大规模战事的结束，平衡很快被打破。早在顺治十八年，四川川北道杨素蕴最先发难，首次揭发吴三桂擅自用权，随便选任云南官吏，“有碍国体”，第一次敲响了警钟。继杨素蕴之后，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弘烈参劾吴三桂，直言其“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在清廷未完全掌握主动权而只有表面上的优势时，是不敢轻易触动吴三桂的，只能制裁傅弘烈。经部议，认定他“越职言事，劾奏亲王”，犯有诬告罪，将他逮捕，判处斩刑。康熙九年予以减刑，发充广西梧州军中效力。接着，中城御史李棠，也因参劾三桂受到革职的处分。
　　
　　清廷处分杨素蕴等人，是在安抚吴三桂。同时，却不动声色地采取实际步骤，逐步削弱吴三桂的势力。执掌朝中大权的鳌拜开始调散吴三桂党羽，先后把云南、贵州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调张勇为宁夏提督、王辅臣为固原提督、马宁为山东提督、李本琛为贵州提督、吴得功为湖广提督、严自明为广东提督、刘进忠为潮州总兵、王进功为福建提督。这些人原都是吴三桂的心腹将领，朝廷把他们逐一地调离云南。吴三桂曾精心建置“忠勇营”、“义勇营”，安插自己的亲信。康熙四年五月清廷把这两营部分将官调离云南，以便分散三桂的势力。康熙五年二月，清廷又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再次削弱吴三桂的“忠勇”、“义勇”的军事实力。以增设云南开化镇总兵官为名，裁去“忠勇”中营总兵官缺，所属官兵，归并到开化镇统辖，其总兵官由原“忠勇”左营总兵官高启隆出任，并调“忠勇”中营总兵官马宝任曲寻、武霑总兵官。几经清廷调动，吴三桂所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已属有名无实。
　　
　　在清廷有所动作之时，特别是傅弘烈等人直书吴三桂有“异志”时，已引起吴三桂的严重不安。其手下有人叫吕黍子的就献策说：“亲王权尊势重，致使傅（弘烈）、李（棠）敢于参劾。何不营造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使朝廷勿疑。”让吴三桂追欢逐乐，既符合他的愿望，又避去朝廷的怀疑，何乐而不为！吴三桂感到此策甚好，欣然接受。但他明白，光是追欢逐乐还不足以释去清廷之疑，还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来。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军队，清廷对此疑心最大，已屡次讨论要裁减他的部队。于是，他适时地提出裁减军队，力图变被动为主动。康熙四年五月，吴三桂请求将云南省的额兵进行裁汰，自请裁去了5 000余名士兵，但这只是做出了一个姿态，对其实力还构不成根本损害。因而，尽管吴三桂让出了一部分权力，清廷对他的防范却日益加剧。过去，凡吴三桂荐官，兵部、吏部直至清帝无不应允，大约从康熙五、六年之交开始，吴三桂荐任各官，多不批准。此时，吴三桂安插在京师的心腹胡心水刚刚死去，“内外不相炤应”，使吴三桂失去了一个耳目，与京师的关系也陷入停顿状态。吴三桂的女婿、胡心水的侄儿胡国柱和重要谋臣、参赞机务的方光琛向三桂进言：“朝廷已怀疑王，王应当想个自全之计。”吴三桂以退为进，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上疏清廷，自感“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请求辞去总管云贵 两省事务。刚亲政的康熙毫无挽留之意，马上批示同意。
　　
　　吴三桂辞总管云贵事，交回用人权，所剩权力无几，仅剩个高贵的亲王名号。他失去了大权，就成了食君禄无所事事的“闲王”了。他的部属却沉不住气了。到九月底，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琛忽然联合上奏，力陈三桂功劳，要求朝廷仍命三桂总管云贵事务。本来，朝廷把三桂所掌管的权力归还云贵总督、巡抚、提督等文武将官，照理，他们应高兴，可是，他们却一反常理，居然不肯接受应得的权利，宁愿给吴三桂。吴三桂对此如何想，没有材料予以证明。但从他们跟三桂的密切关系，可以肯定，卞三元等人的举动是得到三桂的默认和鼓励的。朝廷既然把三桂总管权收回，怎么可能又还给他！出乎意料的是，康熙很服软地说：“该藩以精力日为销减奏请，故照所请允行……，恐其过劳，以致精力大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如遇有军事，仍由吴三桂“料理”，这等于授予三桂临时用兵的权力。清廷很明智，因为没有必要，至少在此刻无须激化和加剧矛盾，使吴三桂怀二。
　　　　
　　吴三桂自请辞总管等权，朝廷迅速照准，实际是削去他在云贵的军政大权，清廷也担心吴三桂怀二，马上对其安抚。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提升吴三桂的儿子和硕额驸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为显示皇恩浩荡，一视同仁，同时还提升已故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及平南王尚可喜三子尚之隆为太子少师。相比之下，吴应熊的爵位仍高于耿聚忠等三人，这向三桂明确暗示，朝廷对他们父子恩遇独厚。朝廷在提升应熊爵位后，约于康熙八、九年之交，命他赴云南探望其父，又一次表示出清廷对吴三桂关怀备至。吴三桂也知趣，于康熙九年八月初给朝廷奏报：八月二十六日，“仍遣吴应熊自滇赴京” 吴应熊探病后，吴三桂不敢多留儿子，很痛快地打发他回北京，表示出他对朝廷的不变的忠心。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满60岁，举行大寿庆典。吴应熊同他的满洲妻及其子世璠一同来昆明祝寿。吴三桂非常高兴，悄悄对方光琛等人说：“可见朝廷不疑我，你们都要谨慎些。”曾经有一个姓黄的人赴昆明祝寿，吴应熊怕他游说父亲蓄逆谋，特派人前去阻拦。行至镇远，遇到了他，告诉他不要去昆明。吴三桂闻听此事，也不让他来，这位姓黄的人只好回去了。
　　
　　清廷与吴三桂互相猜疑，理所当然。朝清廷虑吴三桂势大，与它分庭抗礼，威胁满洲政权；吴三桂一心世守云南，疑朝廷不履行诺言，惟恐撤其藩地。自云南安定后，彼此猜忌日益加深， 但双方都很谨慎，尽量消除对方对自己的怀疑。从朝廷方面说，鉴于三藩势大，它不会贸然行动，挑起纷争，激化矛盾，因为清廷并无完全必胜的绝对把握。从三藩三桂方面说，他也不愿意同清廷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战争，三藩吴三桂已经彻底卖身于清廷了！双方都想避免矛盾加深，也各自做出一定努力，企图缓和气氛。但是，三藩吴三桂以及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独立王国”与清廷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清廷乃殖民政权，而三个汉人异姓王却占地如此广大，兵力如此厚实，资财如此雄厚，满洲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高枕无忧，一旦时机成熟，必定还是要撤藩，以求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消除隐患。因此，吴三桂等三藩跟清廷廷的矛盾是不能消除的，双方的破裂，仅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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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亲政之后，便不断为撤藩做人事安排，以准备有朝一日撤藩能顺利进行。多年来，由于年老或引退，因病或休或故去，吴三桂的部将失去不少，加之朝廷频繁调动，已打乱了吴三桂的原先部署，但对他周围的至关重要人物如夏国相、方光琛以及他的吴氏亲属还没有触动，以免惊动他。但吴三桂已经察觉清廷正在逐步削弱他的实力，便伺机夺回某些权益。此时决裂，决无好处。清廷以退让换妥协，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清廷又向吴三桂大举示好：康熙亲派一等侍卫吴丹、二等侍卫塞扈立前往云南，慰问吴三桂，并携带他御用的貂帽、团龙貂裘、青蟒狐腋袍各一袭，束带一条，赏给吴三桂。另派两名侍卫前往广东，向尚可喜颁赏，其赐物略比吴三桂要低些。
　　
　　就在康熙赏赐和慰问吴、尚两藩后的一个月，即三月十二日，尚可喜突然提出申请撤藩，“归老辽东”的奏疏。尚可喜申请撤藩不单单是因年老多病，实质问题是，深虑位高权重引起朝廷怀疑，终将招来不测之祸。他只有求退，才能保全自己声誉，得一善终结果。
　　
　　正当康熙处心积虑选择适当时机，解决三藩问题时，尚可喜不待朝廷下令，也不管吴、耿两藩如何打算，先自提出撤藩，既明智，又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在客观上为康熙处理三藩问题铺平了道路。于是，康熙抓住这一难得时机，顺水推舟，准备立即采取行动，实施撤藩。
　　
　　尚可喜在申请撤藩时，提出一个条件，即留镇长子尚之信于广州，由他承袭平南王爵。尚可喜的本意，并非是全撤，他自己要携带部分家口和兵丁撤回关外故乡，而想把王爵传给长子尚之信，让他继续留镇广东。可喜厌恶他，不愿和他在一起生活。可喜有子32人（其中过继一子），之信为长，按封建继承法，又不能不让他承袭。所以，可喜自请回辽东，既可保留王爵传之子孙，而自己急流勇退，获晚年安宁。但清廷以父亲健在无移爵的先例，予以拒绝：“子无移袭之例”，无须再议。并以不忍其父子分离、藩下家口分离为由，下令全撤。尚可喜看得很明白，朝廷的意图是彻底撤藩，从根本上解除它的心腹之忧。既然这样，尚可喜自然无话可说。朝廷锐意全撤，虽非可喜本愿，事已至此，他只有俯首听命，服从朝廷的决定了。圣祖派遣钦差持诏书，于同年五月三日送到广州。可喜“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遂陆续题报启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着手准备迁移事宜。
　　
　　清廷批准尚可喜撤藩的决定，迅速向朝廷内外包括各省军政官员作了通报。吴三桂、耿精忠两藩得知这个消息，心中惶惶不安。他们根本就没有撤藩的思想准备，一次也不曾提过或表示有撤藩之意，如今清廷同意尚可喜撤藩，实则也强烈地暗示他们，是考虑自己应否撤藩的时候了。朝廷的举动，又暗示他们，是自请撤好，还是等朝廷下令撤你们好，由你们做出选择。
　　　　
　　在清廷阁臣正讨论尚可喜撤藩时，吴应熊探得清廷意图，迅速秘密派人驰往昆明，向吴三桂传话：“朝廷素来就怀疑王，尚藩、耿藩都已提出辞职疏奏（耿藩辞职，是指康熙十年春耿继茂以病辞职事），而惟独王从没有提出辞职，朝廷对王的疑忌更深了。要赶快写奏疏，派遣使者送来，还来得及。”吴应熊要他父亲也效法尚、耿的做法，然后从中谋划，在“弥缝”中可以把自己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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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吴三桂还是无意撤藩。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尚可喜那样心向清廷。虽然同样是卖身于清廷，但吴三桂毕竟还没有尚可喜那样卖的彻底，连棺材钱都不要。吴三桂更力图保住自己的利禄名位，幻想世守云南。他召来一班亲信，反复商酌，意见不尽一致。有一部分人主张，不妨先提出申请，看朝廷到底是什么态度再说。最后，他觉得这个主意可取，跟儿子的建议基本一致，决定提出撤藩的申请。
　　
　　于是，吴三桂命幕僚刘玄初起草辞职疏。玄初是四川人，原先在蜀王刘文秀府中，充任幕客，颇善谋划。刘文秀失败，吴三桂将他收留，放在自己身边，不时顾问咨询，很得信任。吴三桂让他写奏疏，他却持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对吴三桂说：“皇上很久就想把王调离云南，但特难开口。王上疏，一定会朝上而夕调。尚、耿两王愿辞就让他们辞去，王可永镇云南，为什么非要效法他们呢？王不可上疏！”
　　
　　吴三桂一听此言，大伤他的尊严和自信心，很恼怒，气冲冲地说：“我马上就上疏，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是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
　　
　　康熙十二年七月三日，吴三桂给圣祖上了一道自请撤藩的奏疏，他写道：臣驻镇滇省，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指从汉中迁云南），至康熙三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载，而臣身在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报，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肩！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
　　
　　比吴三桂的奏疏稍晚几天，七月九日，靖南王耿精忠也给朝廷写了一份撤藩的奏疏。耿精忠撤藩，也是被迫的。清廷也很明白，吴、耿撤藩不是出于自觉自愿，是被形势逼到这个地步的。康熙决意撤藩，而尚、吴、耿先后自请要撤，是他求之不得之事。他认为，撤藩由他们先提出来，总比朝廷先提为好。这样，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表态，问题就会顺利解决。所以，当廷臣分别送上吴三桂与精忠撤藩的报告时，他毫不迟疑地准奏。
　　
　　就耿精忠搬迁的问题，清廷内部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既然靖南王自请撤离福建，应将他本人并下属十五佐领官兵均行迁移。康熙同意。但是，在讨论吴三桂撤藩时，出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撤，兵部尚书明珠赞成。他们认为，应将吴三桂本人和所属官兵家口全部迁移。但多数廷臣持相反意见，其中内弘文院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主张最力。他们认为：应令吴三桂继续镇守云南。继续讨论还是两种意见对立，这样就由康熙独断，正式做出撤吴藩的决定。
　　　　
　　在撤藩这个问题上，尽管康熙做出了全撤的决定，然而，事实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面对三藩同时要求撤藩，圣祖和阁臣们也明知他们中有自愿有被迫的复杂情况，应当慎重地估量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撤藩可能产生的后果，多设想几种方案以供选择，防患于未然，是完全必要的。归纳起来，可有五种方案选择：
　　
　　其一，恪守皇太极以来，多尔衮、顺治和康熙继位后多次许下的诺言，如“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山河之永也”。三藩“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王其巩固封疆，殚抒筹策……功名永重山河。”《八旗通志•耿继茂传》要三藩镇守南疆，“屏藩王室”。这就是说，永不撤藩，子子孙孙世袭王爵，与清朝相始终。这些诺言和盟誓，都写入赐封的金册之中。当然，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办到的。一千年田八百主，为普通一份家业都会争的你死我活，何况如此大的利益！
　　
　　其二，将吴、耿、尚三王调到北京，以觐见为名，叙君臣之乐，借机把兵权收回。此法颇类“杯酒释兵权”。宋朝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有鉴于前代（唐）藩镇之祸，采取释其兵权之法，于宴会上将握重兵的将帅之兵权收归己有，和平地解决了问题，逐除前代之祸，君臣相安无事。此即“杯酒释兵权”，成为千古美谈。但这是个技术活，从康熙要撤藩就急吼吼的态度看，这个，很难；
　　
　　其三，区别对待，分期撤藩，以分其势，逐个解决，如兵法上说的，各个击破，这也是清廷内部缓撤派的主张；
　　
　　其四，不急于撤藩，即使尚可喜主动要求，亦可缓机图之，例如，等待尚可喜、吴三桂及其属下老一辈去世，留至第二代掌权时，可趁他们年轻，威望不重，再解决也不迟。但别人或许能等，康熙决不能等；
　　
　　其五，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这也是康熙最终确定的，而整个清廷也不得不为他背书，哪怕多数服从少数。
　　
　　康熙采取了三藩同撤，一次性解决。而多数阁臣主张区别对待，即第三方案，分期撤藩。比较而言，实行这一方案较为得策。因为尚可喜主动提出撤藩，确是出于诚意（他卖身卖的最彻底，完全的无私奉献），吴、耿要求撤藩实非己愿。康熙急于撤藩，欲毕其功于一役，根本没考虑到吴、耿在被迫的情况下撤藩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而大多数廷臣对撤吴藩却表示顾虑重重。要说吴三桂图谋不轨，还没有抓到谋反的证据，清廷无法说出口，且以他对清朝的特殊功绩，贸然撤藩，未必令人心服。吴三桂早已交通朝中诸臣，关系密切，他们是会为吴三桂说话的。在他们心中还有一层隐忧：“三桂专制滇中十有四年，位尊权重”，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清廷也很清楚，提出吴藩留镇的意见是必须值得重视的。第一，它把吴藩同耿、尚相区别，分期撤藩，有利大局稳定。从三藩的情况看，尚、耿本身力量不足，威望都在吴三桂之下，尚可喜降清早，与朝廷的关系密切，一向恭谨，忠心耿耿。而耿精忠已属耿藩的第三代，他本人是皇室的额驸，年轻功少，没有号召力，即使他被迫撤藩，他也没有胆量敢首先发难。因此，先撤尚、耿二藩，不大可能引起骚动。第二，三藩中最主要的危险是吴三桂，他的实力、威望与权势并重，他的动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设法稳住他，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第三，撤去尚、耿两藩，等于剪去吴藩羽翼，并及时向福建、广东速派满洲八旗精锐镇守，吴氏便被孤立，即使他发动叛乱，亦失两藩之助，平叛也易。但恰恰在这个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康熙却很武断，坚持说：“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疤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不加区分地把吴、尚（当然也包括耿）都看成是敌人，都施之以“先发制人”，不明智。说尚可喜也蓄“凶谋”，是毫无根据的。后来，当叛乱发生，尚可喜至死未叛，矢志忠于清廷。再说吴三桂，说他早有异志，也缺乏充分的根据。康熙的迫不及待的态度，只表明满清殖民者内心深处对拥有实力的汉族异姓王的忧虑和畏惧！他用“撤亦反，不撤亦反”的三藩“必反论”来吓唬反对撤藩的廷臣，并为自己的撤藩主张制造根据。因此，他最终采取了三藩同撤的政策。
　　
　　吴三桂估计朝廷一定会挽留他，同尚、耿两藩有所区别。这个估计没有大错，因为事实上正如吴三桂所预料的那样，多数廷臣是不同意撤吴藩的，他们的意见能够影响康熙，使之对吴三桂有利。但是，吴三桂却低估了康熙年少狂妄的特殊性格。他以假意求撤，而康熙真撤，结果弄假成真，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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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藩的命令传到了云南，吴三桂顿时愕然，不知所措。他热切期待朝廷命他世守云南的希望，转瞬之间，已化为泡影！他只觉得当头一棒，昏昏然；又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精神沮丧，真是一落千丈！早知如此，何必自请撤藩，弄巧成拙？后悔何及！君命是无法抗违的，他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同家属和官兵全部撤离云南，重新回到他锦绣前程和人生的起点——山海关外的锦州，到了那里，他将失去一切权利，除了保留平西王爵位，不再参与国家政务，无所事事，只能掌管自己的庄田，安闲度日，从此，他将由一个权势显赫 的王爷，威震一方的大将军，变成一个无权无威的“富家翁”。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从权势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而他用鲜血和无数将士的生命换来的荣华富贵，苦心经营的宫阙，还有那云贵的广大土地，都将轻而易举地被朝廷一手夺去。他该怎么办？抗拒吗？要落得个叛逆的罪名，他不愿意轻易自毁数十年血战挣得的荣誉；服从吗？他将失去已得的一切，他苦心为子孙准备的一切，也将化为乌有，他还有什么呢？只剩下一个空头王爷的头衔！他想得很多很多，可是，他又感到自己无力去改变即将成为事实的现实。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选择。正像三十年前他在山海关上，面对李自成农民军与清军，做出命运攸关的选择一样，而此次选择，远比那一次更复杂更困难！
　　
　　吴三桂自受命镇守云贵，就有一个长远打算：他要世世代代以云贵为家，把这一广大的肥土沃野作为他及其子孙的世守藩地。他一心要仿效明朝的黔国公沐氏，做清朝的“黔国公”，与清朝相始终。
　　　　
　　云贵原为明朝黔国公沐氏世守的故地。早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沐氏始祖沐英即受命镇守云南。沐英，定远（安徽宁远）人，十余岁时，被太祖朱元璋收养，一度改姓朱。长大后，随军出征，屡立功勋，深得朱元璋信任。洪武十年，封西平侯。洪武十四年（1381年），南征云南时，他已是一员重要的战将，智勇双全，从元朝手中夺取了云南。战争结束后，朱元璋就把他留镇云南。元朝余部和仍受元朝影响的少数民族不时策动反抗活动，都被沐英逐一平定。沐英威镇四方，云贵局势日愈稳定。朱元璋非常满意。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沐英入朝南京，朱元璋赐宴奉天殿，赏赐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临别时，朱元璋用手抚了抚沐英的肩背，亲切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的，就是你沐英啊！”表示了对沐英的完全信赖和期待。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病故，追封黔宁王。自沐英死后，其子沐春袭爵，沐春死，无子，其弟沐晟袭爵，始封黔国公。从沐晟后，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准许他们的子孙继续世袭黔国公爵位，镇守云南。《明史•沐英传》云贵真正成了沐氏子孙世袭的领地。自朱元璋开始，重建同姓诸侯王，沐氏虽生前都不得封王，但其地位同朱氏诸王无别，而且世袭不变，这在明朝可算是一个例外。因为作为异姓的沐氏，享国最久，竟与朱氏诸王一样，跟明朝相终始。从朱元璋在世时的第一代沐英，到崇祯、南明永历两朝的沐天波，已历十二代。沐天波随永历避难于缅甸，护驾救主，又遇害于缅甸。沐氏爵位与世袭竟与明朝相始终！就凭这一点已经足够让吴三桂感慨明好于清，而起故国之思了！
　　
　　非但吴三桂本人想在清朝做明朝的黔国公第二，就是他手下的广大官兵也都想在云南世代安家。撤藩令一到云南，同样深深地撞击着三桂集团中每个人的心。他们起初是震惊，继而“愤愤不平”，不禁同声愤慨：“王功高，今又夺滇！”他们在为吴三桂鸣不平，同时，也为他们个人将失去已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权益痛心疾首。他们跟随吴三桂多年，早把自己的命运同吴三桂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谓一荣皆荣，一损皆损。这批人，都与吴三桂有着血缘的或虽非血缘、彼此却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构成了以吴三桂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其主要成员有：
　　
　　吴三枚，吴三桂的从弟，在昆明很有势力，“探凡胠箧之徒”，都投靠在他的门下。
　　　　吴应期，吴三桂的侄儿，骁勇善战，官至都统，是吴三桂的得力战将。
　　　　吴三桂有四个女婿：胡国柱、夏相国、郭壮图、卫朴。他们颇具才干，或文，或武，或文武兼备。如胡国柱，字擎天（一说汝弼），号怡斋，善诗文，有大志，顺治甲午年（1654年）中举。
　　吴国贵，吴三桂的大将，早在关外时，便追随三桂，军功颇多，官至都统，治军严，敢争战，很受吴三桂重用。
　　方光琛，字献廷，原明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此人善谋略。
　　刘茂遐，字玄初，是吴三桂的重要谋士。
　　马宝，字城璧，山西人，狡黠善战，以勇著称。
　　
　　在吴氏集团中，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吴三桂弟侄，还有三桂的一批子弟，这些人都不见经传，但都在吴氏集团中占有一定地位，形成一股势力。在外省，也有吴三桂的心腹，如固原提督王辅臣等，也应包括在这个集团之内。
　　
　　这批人中，除了个别的岁数稍大，绝大部分都在二十至四十岁之间，他们雄心勃勃，都希图借助吴三桂的权势飞黄腾达。吴三桂也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给予他们特殊的利益，个个华屋美食，享受着种种特权。如果撤藩，回到关外，不过经营田庄罢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仕途即告终止。失去政治上的靠山和特权，其子孙的发展将受到限制和阻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某些人还抱有复明反清之志。如胡国柱“时以恢复宗国（指明）相磨砺”，阴结马宝，张国柱、李本琛、复国相、方光琛，互为羽翼，从思想上逐渐向吴三桂渗透，影响他，以备有朝一日起兵。而清廷撤藩，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激发了他们反清的思想，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朝廷对自己的剥夺。
　　
　　清廷撤藩也使吴藩属下的广大基层吏民感到不安，多抱抵触情绪。据吴三桂报，他属下家口多达数万人。如按地域分，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辽东人，他们是跟随吴三桂降清的原班人马，经三十年的转战流徙，病死、战死、伤残，或间有逃亡，已损耗甚众，即使健在的，也已年迈。当初离辽东时，他们中有些还是几岁或十几岁的孩子，现在已长大成人，辽东在他们的心目中，只留下故土的模糊概念，他们已适应了南方的生活。所以，真正怀念故土的为数不多。二是黄河以北的人，如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当年都曾是三桂战斗过或驻防过的地方，曾收编了大批农民军余部，这些人对辽东没有故土之念，要他们迁到山海关外，他们不抱热情。三是四川、云贵等省的人，他们或是张献忠的余部，或是南明统治下的土著人，他们对辽远而寒冷的辽东抱有畏惧心理。在他们的心目中，辽东曾是发遣罪犯的地方，如今要把他们迁到那里，简直被看成是被贬谪戍！这部分人最不愿到辽东。
　　
　　从康熙元年，三桂藩下家口开始迁往昆明和云南边镇要塞，至康熙三年完毕，都已在云南生活了九至十二年，房产、地产无不丰饶，家道正隆，而战争已结束，开始过上安定舒适的生活。他们以为，能跟吴三桂永镇云南，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对搬迁辽东毫无思想准备。他们长期转战，四处为家，热切生活安定下来，不希望再东搬西迁。他们从切身的经历中，已体验到每搬迁一次，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家园受到一次破坏，遭到损失。他们在云南所置家产要比他们以往住过的任何地方都丰饶，因而损失也更大。所谓人心“安土重迁”，他们对搬迁早已感到厌倦，撤藩必定会被他们抵制。撤藩不是皇恩浩荡，恰是降临一场灾难！“藩下数十万家口无不愁苦”，就算是夸大的流言，也至少是吴三桂所属将吏家口的普遍心理。而撤藩令，正如一道冲击波，袭击着吴三桂和他的数万将士及家属的心，激起了一阵阵思想动荡……
　　
　　当云南正为撤藩的事惶惑不安时，北京城中，清统治集团也为加速撤藩而忙碌着。康熙十二年，从八月九日到十八日，康熙连连向兵部、吏部、户部发出撤藩的具体指令。他指示兵部：兹因地方底定，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各具疏请撤安插，已允所请，令其搬移前来。地方应行事务，及兵马机宜，必筹划周详，乃为善后之策。应各遣大臣一员，前往会同该藩，及总督、巡抚、提督商榷，作何布置官兵防守地方，并照管该藩等起行。应差官员职名，开列具奏。
　　
　　康熙对三藩同撤问题，已作了方方面面的指示，考虑得颇周密，措施也无不当。各部衙门和有关官员都奉明旨积极照办。但是康熙和廷臣们却没料到吴三桂和他的谋士正加紧策划起兵抗拒撤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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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藩触动并损害了三藩的根本利益，其中，吴三桂受到损害最大，撤藩令一下，“全藩震动”，人心沸扬，吴三桂“反谋益急”。开始，吴三桂可能还没有决心起兵抗拒。但他周围的一群核心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而且撤藩触发了民族感情，本来已渐泯没的反满思想由此而死灰复燃了。他们感到满族统治者不可信，撤藩是对汉族士大夫阶层的一次打击。一种民族的压抑感，自然地勾起人们对故明的怀恋，对清朝厌恶甚至痛恨，因而对撤藩问题持强硬立场。吴三桂的侄儿、女婿纷纷向他进言：“王威望，兵势举世第一，戎衣一举，天下震动！只要把世子（指吴应熊）世孙（指吴世霖）想法从北京弄回来，可与清朝划地讲和。这就是汉高祖（刘邦）‘分羹之计’也。如果就迁于辽东，他日朝廷吹毛求疵，我们只能引颈受戮！不如举兵，父子可保全！”
　　
　　吴三桂闻反复权衡利害，想不出万全之策。既要做忠臣，又要保住在云南的权势，已属不可能。如果撤到辽东，失去兵权，真像他的侄、婿说的那样，有朝一日，朝廷会以任何借口把他斩草除根，那时手无缚鸡之力，岂不是白白送死！除了武力对抗，别无他途。
　　
　　这时，还有一事使他不能立即下决心，这就是他的长子吴应熊和长孙吴世霖尚在北京，掌握在朝廷手中。他如起兵，他们将有杀身之祸，吴氏岂不是断了根！吴三桂的夫人张氏为此劝阻他不要谋反。吴三桂不由得老泪纵横，向胡国柱哭诉说：“只恨应熊还在北京，怎么办？”胡国柱建议，秘派人至京，把长子与长孙一并搬取来云南。吴三桂说，等他们回到云南后再议。吴三桂派心腹李恕、张镳赴京召还吴应熊。但吴应熊的志趣和想法正好与父亲相反，他想“终守臣节，保全禄位”，反对父亲起兵。平时吴三桂还是听肯信儿子的劝告的，但这时候，他不能再听从儿子的话了。吴应熊知道父亲下决心以武力抗拒撤藩，已无可挽回，自己是否去云南，徘徊不定。他舍不得丢掉禄位，不忍心背着妻子去云南，只是天天暗暗哭泣。李恕与张镳见应熊无意南下，时间紧迫，不允许他久等下去，便密带了应熊的庶子吴世璠匆匆奔回云南，“设谋隐匿，顾乳媪窃载至滇”。 吴三桂稍得安慰，开始考虑起兵。
　　
　　估量了全国形势，对比了双方力量，吴三桂认为自己的才武天下无二，他所据有的云南，“地险财富”，他的亲军和各镇的将卒都是“百战之锐”，一向得到他们的拼死搏战，在外省还有他培植的党羽，如起兵，他们会“无不从命”。自开国以来，三十年间，朝中诸宿将多半去世，健在的人为数很少，没有一个敢和他相匹敌的，而且康熙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不足担当大事。客观条件对他有利，他自感胸有成算。三桂的侄、婿建议他再跟老谋深算的方光琛筹划。平日，吴三桂待他甚厚，每有余暇，他们就在一起校射、评论世务，很是融洽。吴三桂第一次找他时，没有明说起兵；第二次谈话，才说出自己的意见。方仍然沉静地没露自己的看法。至第三次，天刚亮，方还没起床，吴三桂又登门征求大计。方光琛见吴三桂反意已决，这才起来，慷慨陈述，指出福建、广东、湖北、河北、山西、四川等省，可传檄而定，其余战胜攻取，易如反掌！吴三桂细听他对形势的分析，顿时兴奋异常，欢欣鼓舞，密任命他为学士中书给事，将他安排在自己跟前，赞划大计。吴三桂决计起兵。
　　
　　这时候吴三桂仍恐藩下将士思想准备不足，不敢仓促行事，于是，他明面上恭恭敬敬地拜受朝廷的撤藩诏令，但暗中加紧策划。吴三桂跟夏国相、胡国柱、吴应期等曾设计两种起兵的方案。一是在云南就地起事；一是在搬迁途中，“至中原，据腹心，以制指臂，长驱北向，可以逞志”。前一方案，以云南为根本，可进，可守；不足的是，从云南往北进攻，至北京，尚待时日，肯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艰苦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如北方起兵响应，可补其不足。后一个方案，行至中原起兵，占据腹心，一举可至北京，较易成功。但将云南交出，失去根本，倘事有不测，进退失据，将陷入危险境地。还有，家属随带，途中不易安置，一经起兵，就要打仗，家属就成为很大的负担。比较之下，以前一方案较为稳妥，计从之。
　　
　　大计已定，吴三桂的主要将领已得到等待起兵的命令，还要激励下属将士与他同叛。一天，他设大宴，大会诸将。酒过三巡，吴三桂起身讲话，先叹了一口气，说：“老夫与诸君共事垂三十年，今四海升平，我辈已无所用了。我们将远行，不知圣意如何打算，今天与各位尽欢，叙故旧之情，不知异日能否再相见？……”说到这里，吴三桂说不下去了，却引动众人的感情突变，都忍不住哭了起来，顷刻宴会上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气氛。吴三桂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共鸣，他们感到自己的命运同三桂已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表示一切惟吴三桂之命是从！
　　　　
　　清廷派出的钦差大臣折尔肯、傅达礼到云南后，同吴三桂商量全藩启程日期。吴三桂有意拖延，不做撤藩的准备事宜。折尔肯已几次催促行期，他仍不谈搬迁日期，以各种借口敷衍，以便选择时机动手。十一月四日，他给朝廷写了一份很恭顺的奏疏：“臣部下官兵家口，三十年来，蒙恩豢养，生齿日众，恳将赐拨安插地方，较世祖章皇帝时所拨关外至锦州一带区处更加增廓。庶臣部下官兵均霑浩荡之恩矣。”康熙对他提出增拨土地。立即批示满足其要求：“王所属官兵家口，迁移远来，自应安插得所，俾有宁居以副朕怀，此所请增赏地方，著速议具奏。”康熙的目的，是为了顺利撤藩，凡吴三桂和其他两藩的要求，都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予以满足。吴三桂偏偏在此时又提出增拨土地的要求，是在放烟幕，迷惑清廷，稳住来使，放松对他的注意和警惕，要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给以突然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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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给康熙上奏疏后，假意向折尔肯、傅达礼表示，预定十一月二十四日全藩启程北迁。云南知府高显辰马上去交水，为夫役马匹预备途中粮草。暗中，吴三桂加速起兵的准备。高显辰走后，吴三桂即密遣骑兵追到交水，把他逮捕。又密令云贵各要塞的心腹守将，严守关口，封锁内外消息，不管什么人，只许进，不许出。并他召集谋士，密议起兵之名。刘玄初首先表示：“明亡未久，人心思旧，宜立明朝后人，奉以东征，老臣宿将无不愿为前驱。”方光琛却持不同看法：“当年出关乞师，是自己力量不足，这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但当永历窜逃到缅甸，必欲擒获而杀死，这就无法向天下人解释，现在，以王的兵力，恢复明朝甚易，但不知成功后，果能立明的后人吗？时势所迫，不能始终守臣节。篦子坡之事，做一次犹可，能再做第二次吗”？（即是说，已经杀了永历，待此次成功后，能再杀新立的朱氏皇帝吗？）吴三桂一听，不禁胆寒，最终采纳方光琛的意见，决定自立名号：“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秘寻工匠，将此名号铸成印，备起兵之后用。
　　
　　吴三桂铸印的事，被云南同知刘昆侦知，先报告了云南按察使李兴元，又秘报云南巡抚朱国治。刘昆认为：“情况很紧急，应同折尔肯商量，你们联名上疏，请延期搬迁，以缓和气氛，稳住吴三桂，同时请派重兵，迅速扼守川西、镇远、常德等处，把他挤到山中，使他不得出来，即便有不测，也易制服。”李兴元也催他快向朝廷报告。过了数日，朱国治才与奏疏报朝廷，但被吴三桂的巡逻兵所得。吴三桂得此信，知道事将败落，加快了起兵的准备。
　　
　　十一月十五日，折尔肯、傅达礼等钦差，会同朱国治，前去王府，谒见吴三桂，催促行期的问题。吴三桂很客气地留他们吃饭，他虽然口头上答应搬迁，而且也定了动身的日期，但看不出有搬家的意思，眼看行期逼近，折尔肯等钦使和朱国治不免着急。国治忍不住就说：“三位大人候久，王若无意搬迁，三大人自回京师复命。”
　　
　　　　吴三桂勃然变色，脸涨得通红，手指朱国治，大骂：“咄咄朱国治，我把天下给了别人，只此云南是我用血汗挣来的，如今你这贪污小奴不容我安身吗？”
　　　　
　　朱国治一听，骂他贪污，心中不服，争辩说：“我贪在何处？”
　　　　
　　吴三桂厉声呵斥：“你还强嘴！你前索大理知府冯苏三千两白银，是从我这里借的。至于 你历年贪赃，多出我家，现有日历记载为据！”
　　　　
　　折尔肯见势不好，连忙出面调解，说：“王请息怒，搬迁事与巡抚（朱国治）无关。”
　　　　
　　劝解后，便起身告辞。国治与折尔肯会同司、道官员计议，说：“朝廷封疆，与百万生灵关系不小。应速上疏，请暂缓搬家。”
　　　　
　　折尔肯说：“我等奉旨而来，现在就此而回，怎么向皇上交代呢？”议论了一会儿，决定傅达礼先回京，折尔肯等先留下。傅达礼行不出百里，为守官所阻，只好回城。朱国治犹豫，不敢上疏报告。
　　
　　吴三桂一向厌恶朱国治。他原任江苏巡抚，有贪污的行为。顺治时，他谋私，兴大狱，屠杀儒士，著名文人金圣叹即死于他手。遭到当地百姓士绅的反对，后谋至云南任巡抚。刚来时，卑躬屈节，见吴三桂都行大礼，以图结欢于吴三桂，得到重贿。吴三桂鄙视，所求不应。朱国治很是恼怒，每与贵州总督监视吴三桂的行事，秘报朝廷。有一次，贵州总督巡边，至云南，吴三桂宴请总督及朱国治，借机说：“本藩竞竞守藩，不敢开罪于人。不意竟大有人中伤，向朝廷诽谤我！”督、抚不禁一怔，忙说：“谁敢？此必无之事。”吴三桂冷笑一声：“你们不信吗？”说着，便取出他的儿子吴应熊从京师抄来的两人参劾奏疏，将姓名隐去，拿到他俩面前，说：“还不信吗？”
　　
　　　　朱国治两人默视，无言以对。吴三桂也不深究，不过是震唬一下。从此，双方嫌隙日深。如今眼见朱国治欺他即将撤离云南，催他搬迁，怎能不怒火中烧，心中愤恨不已。
　　　　
　　继上次宴请大小将领后，吴三桂又亲临校场，约集他们训话。他说：“行期已经逼近，朝廷严谴，我们是不能逃脱责任的。如使臣这样驱策、催逼，老夫不意至此。诸君走吧，不要白白受使臣之辱。”
　　　　
　　吴三桂这一激，再次把诸将激怒了，个个怒吼：“要走就走，为何逼人太甚！”
　　　　
　　吴三桂劝道：“这是朝廷的命令，实在不能延缓。但诸君得处此块土地，各有其家，得享福贵，是谁赐给的？诸君应当想一想。”
　　　　
　　诸将稽首，异口同声地说：“都托殿下（指吴三桂）之福！”
　　　　
　　吴三桂断然否决：“不对！”
　　　　
　　诸将接着说：“那就是皇上给的恩情。”
　　　　
　　吴三桂不以为然地说：“这也未必都对。当年我曾受先朝（指明）厚恩，待罪东陲。正值闯贼（指李自成）构乱，我计不能两全，被迫乞师本朝，以复君父大仇。后来平定滇蜀，得以栖息于此。今日之福贵，都是托先朝的余荫啊！故君的陵寝（指永历）在这里，我们将离开这里，能不向他告别吗？”
　　　　
　　吴三桂的这番话，说动了诸将，都表示一切惟命是听。吴三桂已命夫役给永历修陵寝，又修永历的母亲王氏陵，外筑土围，周长一里许，建寝殿三楹和寝门。《庭闻录》，卷6，“杂录备遗”。吴三桂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起兵做必要的准备。
　　　　
　　眼下，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凡了解一点政情的人已感到气氛越来越紧张，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的确，形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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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吴吴三桂召集四镇十营总兵马宝、高起隆、刘之复、张足法、王会、王屏藩及胡国柱、吴应期、郭壮图等各将官赴王府会议。云南巡抚朱国治率所属官吏奉命而来。吴三桂全身戎装，威坐殿上，正式宣布起兵，与朝廷决裂。他当场勒令朱国治投降，遭到断然拒绝。吴三桂下令把朱国治和不降的官员全部逮捕，其中包括云 南按察使司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云南同知刘昆等一大批官员都先后被捕，看押起来。吴三桂派人传令，不得随意妄杀。命令到时，胡国柱率兵已将朱国治乱刀砍死，身首异处。当年，苏州有一民谣：“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明年国治又被国柱歼”。民谣反映了当地百姓对朱国治枉杀金圣叹的痛恨之情，却竟然言中。此时，他自己真的被“歼”，死于与他的名字相谐音的“国柱”之手！
　　　　
　　吴三桂为收揽人心，不想开杀戒，虽然他痛恨朱国治，也想留他一命，慢慢劝降。既然部下已将他杀了，也无须追究。他们杀死了朱国治后，正要对李兴元、刘昆等官员下手，一接到命令，这才停止。过了一会儿，胡国柱出面，让兵士给各官员松绑，命他们照旧供职。李兴元、高显辰、刘昆等坚持不降，被看押起来。康熙的钦差折尔肯、傅达礼等被拘留软禁。
　　　　
　　吴三桂的妻子张氏得知丈夫谋反的消息，急上殿。大哭大闹，指着她的女婿、侄儿们说：“朝廷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你们竟敢闹出这种事来！”又冲着吴三桂说：“这不是要害死我的儿子吗？”她指的是应熊还在北京，这边谋反，朝廷能不要她儿子的命吗？吴三桂不为所动，叫他的女婿郭壮图等人赶快把她扶进后宫。她哭哭啼啼，被强行架走了。
　　　　
　　处置完朱国治等一批抗拒从叛的官员，吴三桂宣布，他自这天起，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以明年为周元年。
　　　　
　　接着，吴三桂选择吉日，率三军拜谒永历帝陵，誓师北伐。事先，他召集诸将，说：“拜别已故君主，应当穿故君时的衣服见他。”他指着自己的头说：“我先朝曾有此帽子吗？”又指指自己身上的衣服，说：“我先朝曾有此衣服吗？我这老臣将易服祭故君，你们自己考虑该不该易服。”诸将都表示易服。
　　　　
　　满清自关外建国伊始，就确立一项政策，凡从明朝俘获或投降过来的汉族百姓，汉官汉将都必须剃发易服，改穿满族服饰，否则，就是不遵国体，对清朝（后金）不忠，视为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入关后，直至亡国，一直把它作为国策，贯彻始终。在明朝看来，凡已剃发易服的汉人，就是叛逆，视为敌人。吴三桂去满装，改穿汉服，重新蓄发，标志着他同清朝的彻底决裂，是对清朝的背叛。
　　　　
　　吴三桂说通了诸将，择日下令，三军都改穿汉服，蓄留头发，一如明朝装饰。吴三桂头戴方巾，身穿素服，在永历陵前，亲自酹酒，三呼再拜，恸哭不止，趴在地上不起来，大放悲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永历帝是他擒获的，又是他下令秘密处死的，十余年后的今天，此时此刻，他却拜倒在永历陵前，痛哭流涕，究竟悲从何来？与其说哭永历帝，倒不如说哭他自己更符合实际。他为什么不哭自己呢？他为清朝奋斗了大半生，以牺牲千百万汉人生命，换取了一顶王冠，获得一方土地，希图永镇，世享福贵。谁想朝廷撤藩，打碎了他的迷梦，他将失去所得到的一切，两手空空地回到那荒凉的关外，了此残生。而且，到那时，命运如何，谁又能敢保他及子孙平安无事呢？他想到这些，心里怎能好受！在那数行热泪中包含了他多少愤激、不平和悲叹、后悔的情绪！吴三桂的这番举动，是对他降清后所作所为的自我否定。人往往在遭到重大挫折或失败时，才反躬自省，发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吴三桂的前程由于撤藩而毁弃，实为他一生中重大挫折，这才“觉今是而昨非”，否定自己的过去，重新缔造未来。因此，他弃以往之非，跪倒在自己杀害的永历帝的神位面前，一种忏悔的正义感在他心中不断升华，良心得以重新发现，他感到自己变得神圣、思想纯正，已从“邪恶”中摆脱出来，偿还了欠下永历的血债。于是，眼泪从心底涌出，无法抑止。哭吧，让眼泪洗刷掉自己的耻辱！
　　　　
　　也许哭得过于悲痛，吴三桂的悲声牵动了三军的民族情感，他们只想到朝廷不守信义，剥夺了他们已得到的东西，对朝廷的愤恨——满人压制汉人，占据了他们的心头，谁还去想永历帝死于谁手？偶尔想到，自然得归罪于满人的清朝。所以，吴三桂一哭，三军同哭，“声震如雷，人怀异志”，惟有听命于他们的统帅吴吴三桂，去重新开辟自己的锦绣前程！
　　
　　　　吴三桂哭陵，是对他的广大将士的思想动员和誓师，激励他们跟随他去同清朝决战决胜。第二天，他又下令三军赴昆明郊外校场阅兵、较射，从军事上再动员。约定：不按时到场的，必以军法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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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天刚亮，鼓角齐鸣，各镇将士整队入场，军容肃然。吴三桂全身披甲，飞身上马，扬鞭疾驰，手发三矢，皆中目标。三军为之欢呼雷动。演习完射箭，再演练各种武器。校场正面两侧摆列着大剑、画戟、雕戈等长短格斗兵器。吴三桂每驰马一回，即驰至武器处，由侍卫飞递一兵器，他在马上稳稳接住，然后策马疾驰，挥动兵器，如搏战进击，运用自如，恰似“风驰雨骤，英武绝人”。吴三桂以62岁的高龄，在飞驰的马上精彩地表演了射箭和各种长短兵器，武艺娴熟，技法高超，威风不减当年！三军看得发呆，不时爆发出欢呼声。吴三桂就是要让他的广大将士亲眼目睹他的雄风，他要使他们相信，虽然他已进入老年，仍然有能力率领他们去夺取新的胜利。他要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藐视清廷，驱除他们对清廷的迷信和畏惧心理。吴三桂的目的达到了，为此而感到欣慰。
　　
　　吴三桂欲师出有名，先声夺人，特精心制作一道讨伐清廷的檄文。因为满清众所周知的变态文字狱，这篇讨清檄文在中国绝迹。但日本人却为历史保存了一份宝贵的原始文献资料：
　　
　　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檄告天下文武官吏军民人等知悉：本镇深叨明朝世爵，统镇山海关。一时李逆倡乱，聚贼百万，横行天下，旋寇京师，痛 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踣，文武瓦解，六宫恣乱，宗庙瞬息丘墟，生灵流离涂炭，臣民侧目，莫可谁何。普天之下，竟无仗义兴师勤王讨贼，伤哉！国运夫曷可言？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逃遁，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遂再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悮（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故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兹彼夷君无道，奸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辽（僚），斗筲之辈，咸居显职。君昏臣暗，吏酷官贪，水惨山悲，妇号子泣，以至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崩土震，地怨于下；官卖爵，仕怨于朝；苟政横征，民怨于乡；关税重征，商怨于涂；徭役频兴，工怨于肆。
　　
　　本镇仰观俯察，正当伐暴救民，顺天应人之日也。爰率文武臣工，共勷义举，卜取甲寅年正月元旦寅刻，推奉三太子，郊天祭地，恭登大宝，建元周启，檄示布闻，告庙兴师，刻期进发。移会总统兵马上将耿（精忠）、招讨大将军总统使世子郑（经），调集水陆官兵三百六十万员，直捣燕山。长驱潞水，出铜驼于荆棘，奠玉灼于金汤，义旗一举，响应万方，大快臣民之心，共雪天人之愤。振我神武，剪彼氛，宏启中兴之略；踊跃风雷，建划万全之策，啸歌雨露；倘能洞悉时宜，望风归顺，则草木不损，鸡犬无惊；敢有背顺从逆，恋目前之私恩，忘中原之故主，据险扼隘，抗我王师，即督铁骑，亲征蹈巢覆穴，老稚不留，男女皆诛；若有生儒，精谙兵法，奋拔谷，不妨献策军前，以佐股肱，自当星材优擢，无靳高爵厚封，其各省官员，果有洁己爱民、清廉素著者，仍单仕；所催征粮谷，封贮仓库，印信册籍，赉解军前。其有未尽事，宜另颁条约，各宜凛遵告诫，毋致血染刀头，本镇幸甚，天下幸甚！
　　
　　吴三桂的檄文，是他叛清、抗清的宣言书。为动员全国汉人反清，他大量复印檄文，派人奔赴各地传送，他亲自致书平南、靖南两王，并向贵州、四川、湖南、陕西等省跟他有关系的将官去信，动员他们起兵响应。
　　
　　云南是吴三桂直接控制下的努力范围，省城昆明是他的“栖息”之地，他的心腹和党羽分布各要津，他一声令下，全省与昆明同声听命。朝廷命官、地方官吏大多投降应叛，像云南 提督张国柱、永北总兵官杜辉、鹤庆总兵柯泽、布政使崔之瑛、提学道国昌等等一大批汉官汉将都响应了吴三桂的叛清号令，接受吴三桂的职务。只有少数官吏，如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抗拒不从。吴三桂本意，并不想杀死他们。责令胡国柱把他们押送到“审事堂”。刘昆斥责说：“要死就死，有何事可审！”国柱笑着说：“需等待命令。”说着，很客气地给他们座位坐下。李兴元慷慨激昂，骂不绝口，痛斥吴三桂：“你内为国戚，外封亲王，受恩最重，为什么要背叛朝廷？我为丈夫，义可杀，不可辱，惟有一死报朝廷！”吴三桂的刑曹官杨彦光上前劝道：“您不必如此，且等刘先生（指刘玄初）一言。”另一刑曹官傅奇栋接着说：“您与旗员不同，您是明朝世家，今日正要恢复明朝，您应该效力。”
　　
　　刘昆驳斥说：“你说的完全错误。顺治元年，吴三桂等辈迎王师入关，至十八年，又于缅甸擒永历。前明之亡，是谁干的？在明朝，亡明朝；事清朝，叛清朝，是两朝乱贼，天地不容！我恨力不能杀你们，还想污辱我这七尺之躯吗！”
　　
　　刘昆等三人至死不屈，审问他们的人非常痛恨，又无可奈何，只得转告吴三桂，下令查抄刘昆的公署衙门，除了图书外，只有两件衣服、米二石、钱三千文，马一匹，夫役二人，余无他物。吴三桂转恨为钦佩，怒责左右：“你们平日总说他贪，今‘贪’如此！几乎被你们误了事。”对胡国柱说：“刘某清廉能干，我行大事，不可无此人。你们替我劝降他。”半夜，吴三桂派人来到审事堂，转达了他的愿望。刘昆怒斥来使，来使说：“如不从，将有杀身之祸。”刘昆怒目圆睁，厉声斥责，操起铁索向来使掷去。来使不得已，急忙回去复命。吴三桂不禁发怒：“难道真倔强如此吗？”指示国柱说：“要给他特殊的苦头，再降他！”十一月二十七日，给刘昆上了刑具，押送到三市街，与高显辰一起，各杖四十，然后把高显辰发往永昌卫、刘昆发往云南西部边远的腾冲卫充军。这两地多烟，让他们备尝苦头，将李兴元投入监狱。，不久，他服毒自杀身死。此记载见于《逆臣传•吴三桂传》，但另据《清史稿•李兴元传》所载，；李兴元却是被吴三桂孙子吴世璠刺杀于狱中。若后者为确，那么吴三桂这个孙子可了不得，再考虑到吴世璠此时才八岁，那他可比康熙除鏊拜强多了！
　　
　　吴三桂毫不费力地消除了“亲情”派的微不足道的反抗，云南迅速成了他的一统天下。他公开打出了独立的旗号，立即准备出师战斗。他迅速着手组织他的军队，重新建制，部署兵力，选将命官，使之适应即将开始而又不可避免的军事斗争。
　　
　　按照吴三桂的意图，设金吾前后左右四将军，为各军的首领，其次设左右两翼将军，以下设左右两掖将军、铁骑前后左右将军、骁骑前后左右将军；命名奋威、仁威、亲威、建威、龙威、绥远、怀远、广武、勇略等将军。其下便是各路总管，设征朔、讨朔、覆朔、灭朔、殄朔、破朔、剿朔、靖朔八大将军。各级将领均以“将军”称之，在“将军”之前冠以各种响亮、富有征战意味的名号。所设“征朔”八大将军，都加一“朔”字，是对起自东北的满人的蔑称，前冠以征、灭、殄、覆、破、剿、讨、靖八个字，都是彻底消灭清廷的意思。从这些新起的名号，都可窥见吴三桂誓与清廷血战到底、“汉贼不两立”的决心。
　　
　　吴三桂按此名号分封他的将领：封郭壮图为留守云南路总管，料理核查云南府属印信，催征银两，保证军饷的供给。以胡国柱为金吾左将军，夏国相为金吾右将军，吴国贵为金吾前将军，吴应期为金吾后将军；马宝为铁骑总管将军；王屏藩、卫朴为骠骑前后将军；陶继志、张足法为骠骑左右将军；王会、高启隆为骁骑左右将军；线维明、田进学为铁骑前后将军；范齐韩、廖进中为铁骑左右将军。
　　
　　任命各部职官：以方光琛为吏曹、来度为户曹、钱点为礼曹、韩大任为兵曹、冯苏为刑曹、吕忝子为土曹。以郭昌为云南巡抚。吴三桂所设“六曹”，亦即清廷的“六部”。显然，吴三桂开始仿照清制来建设他的新政权。他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措施，就把他所掌握的军政力量都组织到一个政权之内，形成了上下相维的比较严密的整体。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吴三桂自云南发兵北伐，向清廷展开了战略进攻。军队所使用的战旗皆用白色，步骑兵头戴用白毡做的帽子，表示为永历挂孝，不忘明朝旧恩。《逆臣传•吴吴三桂传》，卷1，14页。吴三桂派吴国贵、夏国相率步骑为前驱，兵锋直指贵州。他自率马宝等诸将随后进发。在此之前，吴三桂已派王屏藩率部独取四川、陕西。吴三桂很信任他，说：“王屏藩前去取四川，如同我去。”马宝请求自任两广方面的军事，率部取两广。吴三桂说：“两广只须一辩士口舌可下，不烦派兵，我已派人前去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