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江湖

huhayu

我小时候怕打架，怕打人，更怕被人打，对暴力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抗拒和逃离。　
　　
      不过，我却有很多打架的朋友，虽然我不参与他们行动，但是对兄弟们的率性为人和义气以上有一种向往。我喜欢他们说的话、做的事，真实、慷慨、激烈，他们会为我、为兄弟们的委屈和不尊出头露面，会为了一只玻璃球的归属争执，在小小的细节中演绎仁义。　

　　他们后来大多都退了学，没有退学的也开始混更大的江湖，而我则对他们在遥远的关注和往来中，一路南来北往，读书谋生，直到路向不同的彼此，失散在这样的年代岁月。

　　由古到今，中国从不缺这样的江湖人，刘邦也是混江湖的，青帮、洪帮、斧头帮、天地会更是，四川的哥老会也是，一个和现世权力平行的结构一直编织运作，直到今天。

　　古代的臣子，常常身留一剑答君恩，这是一种归宿，忠义的归属。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关羽和张飞此后至死随从刘备，关羽更是千里走单骑，和刘备下邳失散，他陷身曹营，刘备去投袁绍，关羽得知他下落后，单枪匹马护送皇嫂千里寻兄，在五关当中，斩了孔秀、韩福、孟坦、卞喜、王植、秦琪六将，最后在古城兄弟君臣夫妻相会。这出戏名为《古城会》。

　　这里面不但有君臣的归属——忠的归属，也有义的归属，所以曹操怎么留他，关羽终究不肯再侍二主，而且刘备是他的大哥。后世敬关羽，尤其是很多江湖中人入会拜关羽，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义”字当头，这是关羽的归属，也是江湖追求的一种归属，人小道大。

　　以前的江湖，以义为上，四海之内皆兄弟，地下力量强大到抗衡地上力量。以忠义相传的洪门就是，它曾经的会员“洪棍”孙中山，就是借洪门之力，一举发动了辛亥革命。

　　然而清朝的江湖、民国的江湖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江湖，跟今天的江湖是不一样的。虽然江湖有一脉相传的东西，但是在气质上、味道上、精神上却是江河日下的，它的熵是减少的，因为掺杂了时代的大披靡在里面，有社会进化参与，有商业和科技参与，人的性情和魅力越来越少了，物质性的力量越来越多了。江湖之上，袅袅飞升着江湖的灵魂。

　　这种感觉，我们离江湖既远，只能在多年后感觉到，江湖周围的人其实早有知觉。

　　在1995年的时候，台湾歌手郑智化有一张专辑，名字叫《烟斗阿兄》，是他的第一张台语专辑。在那个是非、价值混淆的年代，郑智化想藉著《烟斗阿兄》，来怀念一种“流氓文化”，提醒世人在过去传统江湖兄弟的伦理中，那些不复存在的社会的侠义感和勇气。

　　在《烟斗阿兄》中，郑智化写了一个过气的英雄，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打拼求生的悲剧人物。他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无能为力，于是沉沦于灯红酒绿，买醉浇愁的尘世渊薮，在放逐自己的同时，等待明天的奇迹。然而，最后“江湖黑暗路难行”，烟斗阿兄不得不“收脚洗手做好人”。这是一首痛快的歌，唱出了黑道精神的缺失，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我上一次去台湾，在南投县的大山中，帮我们开车的司机大宝聊起陈启礼，说了一句很让我吃惊的话，他说：“我们都很佩服陈启礼，但他死得早了点，他晚年其实开悟了很多东西，要是他能再活几年，就可以给小弟们建立起一种价值来，台湾的帮派也不会那么沦落。”

　　说起来，陈启礼就像是台湾的杜月笙，在一个国家天下渐渐失落的年代，他还保留着一种江山上的大义和英雄气，为了国家，为了古义，他是真的会慷慨赴约、生死度外的。到晚年，他还甚至皈依了海明寺开山祖师释悟明法师门下，死后移灵海明寺，长眠于宝塔，他把前半生在江湖风雨里修成的黑道的道提升到了一种神道和天道，和解了曾经的罪与恶。

　　真正的大哥，最后都找到了这种解脱和归宿，不会在打打杀杀中永度时日。而且真正的大哥都不像大哥，不像江湖中人。你看陈启礼，完全是一副斯文书生的俊模样，很有教养，甚至没有骂过一句脏话；还有香港的胡须勇，也是“身材清瘦，没有纹身没有刀疤没有金项链，两撇胡须温和地弯着”。你会发现，黑道的黑并不是他们的标志，道才是他们的金身。

　　随着岁月的远去和商业的浸染，这样的江湖人物越来越少了，走一个少一个，新的再也出不来，不是出不来，是没有办法出来，传统、道义和人心都在被不断蚕食和改变着。

　　在《卧虎藏龙》中，李慕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得有规矩，只是曾经的规矩是规矩，今天的法则也是法则， 江湖变了，规矩和法则也就跟着变了。《英雄本色》里，有一段新老江湖人的对话，新派人完全凭刀枪打天下，我即规则，为了地盘、码头、金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江湖上打杀不断，血雨腥风；而老派人则重道义，即便是走黑道也要讲究一个师出有名，有所为有所不为，任何事都要论一个原则，没有了道义，会天下大乱。

　　在上个世纪末的港台黑帮电影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这种江湖两代人的疏散远离。

　     我有一个堂兄弟，是我三伯父家的长子，今天也是四十岁的年纪了，这些年来一直在广州、东莞混江湖，带着一众兄弟们打打杀杀，谋生谋利。他兄弟姐妹四人，两男两女，都是在东北哈尔滨林场里长大的，上个世纪90年代跟着伯父回到内地小县城，虽然血脉相亲，但是他们家的两兄弟却不像我们家的人，打架斗殴是常事，性情里有暴力的简单和冲动。

　　这位堂兄后来在云南当侦察兵，一米八几的身高，也一表人才，写的一手好字，复员后在乡政府做办公室主任，为人极讲义气和礼数，后来跟乡长不和，在打了乡长后出走广州闯天下，县里几次三番要他回来上班，他也不理不睬，终在政府公职人员中被除了名。

　　我那时候对他为人做事很是倾心，就像我欣赏周遭江湖兄弟们那种慷慨侠义一样。后来我有一次去东莞，他知道后和一帮兄弟请我吃饭，多少年未见的兄弟自然格外亲热。但是推杯换盏和言谈举止之间，我发现他跟以前比变了很多，再加上对他的事有所耳闻，我不由得有一种不喜欢。在一个利欲生存的规则中，他变得油滑、贪婪、不义起来，一干兄弟也不像兄弟，他不但养了小妾，斯文仁义也一味不见，做事的格局小到只在钱眼里觅江山。

　　这种黑道精神的沦落，是一种必然，就像这个时代的很多沦落一样，根植于这样萎靡的世道人心和生存法则演进，不因悲喜与否就能改变，忠被利出卖，义被欲收买，江湖中人开始建立起一种简单的、生物性的逻辑：人不再决定钱的分配，钱开始决定人的分配。

　　这样说，并不是我有意于美化和浪漫化以前的江湖中人。前人跑江湖，底层当然也有原始的拳头力量和狡诈骗局，也有与忠义精神相反相背的运作，但那种江湖道义是存在的，是很多兄弟的向往和归宿，大哥之为大哥，并不全是因为拳头，还有形而上的东西。然而今天，一句“我已离开江湖很多年”，里面不但有一种不满和失落，更有一种悲壮和悲凉。

　　我失落一个古典的、农业伦理的江湖的远去，一个有忠有义的年代的远去。在这场大的离散中，走失的不但有许许多多坐馆大哥，也有我自己的亲堂兄和少年时代的兄弟们。

成都九龙

古代的臣子，常常身留一剑答君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