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群体：中国历史上最畸形的政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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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朝宦官》
作者：王春瑜 杜婉言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任何事物都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明代的宦官也是这样。明太祖朱元璋坐上大明王朝的交椅后，“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12］，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为鉴戒，曾感慨系之地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13］因此他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朱元璋仍不放心，又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14］这十几个大字，以示震慑。洪武四年(1371)五月，有个宦官因久侍内廷，仗着老资格，议论政事，结果当天就被朱元璋打发回老家，下令终身永不叙用［15］。

但是，宦官的发展，是不以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宦官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继续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迟早会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当然，这是重蹈覆辙的回头路。朱元璋正是这样，特别是当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后，成为空前——当然不是绝后——的封建专制独裁者，对功臣宿将、包括自己的亲侄子与外甥都心怀疑忌，必欲一网打尽、斩尽杀绝而后快。这样以朝夕与共的宦官作为心腹，则显然是意料中事。如果说，洪武初年，朱元璋对宦官严加防范，宦官主要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很难越出森严的宫墙之外，那么，在朱元璋执政的中后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就又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扮演着各类干预国家大事的角色了。如：洪武八年(1375)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赵成往河州市马。朱元璋知道“西番”向来产马，曾派人去买，但因使用的货币不同，买到的马很少。这次，他让赵成带了很多罗绮绫帛及四川的茶叶去换马，并命令河州守将对番人善加抚慰，“以通互市”，买到的马逐渐多起来［16］。洪武十年(1377)三月，户部奏请派宦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到“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加以核实，确立定额，朱元璋“从之”［17］。这是宦官参与税务的明证。洪武十六年(1383)九月，奉旨去琉球买马的宦官梁珉返京，共买马983匹［18］。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朱元璋派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庆童赍敕到陕西、河州等卫，向所属番族宣谕，命令他们卖马，给以茶叶。结果，这次得马10340余匹，交换出去的茶叶达30余万斤。这些马后来被分配给河南、山西、陕西卫所的骑士［19］。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洪武中，宦官便已被委以重任，如到边疆从事对明代国防至关紧要的茶马贸易。

不仅如此，宦官还不断被朱元璋派为特使，参与国内、国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如：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朱元璋派宦官陈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谦宣读谕旨，告诫他乃父朱文正当年在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又觉，而方囚之，然后而殁”［20］，要他“再休与一个小人闲戏”，致蹈乃父覆辙，并当场逮捕了朱守谦身边一些为非作歹的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发生蓝玉谋反大案，三月，朱元璋派宦官而聂与驸马梅殷去山西，传旨晋王朱：“说与王，把那三个侯砍碎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财头口与王府。妇女，王府差内使起解。钦此。”［21］由此可见，宦官已经参与了多么重大的政治机密！至于让宦官飘洋过海，奉使外国，成了外交上的要人，更是屡见不鲜。如：早在洪武二年(1369)四月，即派宦官送高丽流寓之人归国；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派宦官陈能至安南国吊祭国王陈之丧；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派宦官梁民等人至琉球国，赐给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派宦官赵达、朱福等使暹罗斛国，祭奠已故国王，并赐给新登大宝的国王文绮四匹，以示祝贺。如此等等，都明确记载于《明太祖实录》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在宦官问题上，打破朱元璋种种禁令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自己。惟其如此，洪武时期宦官的人数，在不断地明显增多。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22］，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竟向高丽国要阉人达二百名之多［23］，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总数虽无确切数字可查，但为数肯定相当可观。朱元璋还曾亲笔谕安南国王，指出他不允许安南进贡的阉宦回国，是错误的，提出“今后凡有省亲怀旧欲归者”，应当允许他们回安南［24］。也正因为宦官人数日益增多，需要加强管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才特地更定内官诸监库局品职，设下九监、二库、六局，即：内官监、神宫监、尚宝监、尚衣监、尚膳监、司设监、司礼监、御马监、直殿监；内承运库、司钥库；巾帽局、针工局、织染局、颜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设宫门承制等官。这就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础。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洪武时期的宦官虽已干政，但尚未专权，而永乐时期，宦官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步开始专权。

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朱棣起兵从亲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权，按当时的标准是犯上作乱，属于谋逆性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窃取朝廷的种种机密，当时建文帝身边的一些宦官，恰恰充当了朱棣的走卒。这就是史料所载的朱棣起兵，“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25］，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在战场上立过大功，成了朱棣的开国功臣。因此，朱棣当上皇帝后，对宦官的态度比起乃父朱元璋，不但继承衣钵，更加“多所委任”［26］。首先，在名称上让宦官高升一步，使他们顿时抖了起来。原来，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时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中尉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而明代洪武初年，只以监正、监副、监丞名门正、门副之类，永乐初年，“始改监正曰太监”。这就是说，宦官由“中”字一跃而跻身为“太”字辈了。明朝人对此事曾有评论说：“夫天子之亲，乃以太称。今中人之职亦曰太，其视汉、唐、宋止以中名者却盛矣！”［27］永乐三年(1405)，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永乐八年(1410)，都督谭青营内又派有内官王安等人，从而开始了宦官监军；又命宦官马靖镇守甘肃，从而为宦官分镇地方开了先例；更严重的是，永乐十八年(1420)，置东厂，令宦官刺探臣民隐事，这就为宦官的特务活动开了方便之门。


永乐年间宦官插手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更是洪武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洪武年间，在苏州天心桥东建织造局，着地方官督造。而到永乐时，督造者便由宦官充任，萧月、阮礼都担任过苏、杭织造，从此“祖制始变。嗣后岁以为常，末造祸更烈”，本来那种织造归地方官管理，“民不扰也”［28］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永乐时，宦官还至西北地区索买驼，“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自后岁以为常”［29］，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永乐元年(1403)，“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30］。这样，宦官便掌握了市舶大权。宦官手中的权力既已越来越大，横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传圣旨，屡有发生。如：永乐五年(1407)，内使李进在山西以采天花为名，“诈传诏旨，伪作勘合……假公营私，大为军民害”，致使朱棣派御史往山西鞫问李进［31］。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内官马骐伪传旨谕翰林院出敕，再次往交趾闸办金银珠香。朱棣得知后，怒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归，人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32］有个大宦官到苏州织染局上任，下车伊始，便借故制造冤狱，致使多名无辜百姓在囚室活活饿死［33］。

宣德年间，皇帝不断派出宦官到各地采办，如苏州一处就经常有五六个宦官坐镇，其中罗太监呆的时间更长，“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艾”［34］。有的太监，备受恩宠。如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均在宣德七年(1432)被赐以免死诏。给范弘的诏书中，有谓：“免尔死罪于将来，著朕至意于久远。”［35］御用监太监王瑾，宣德四年(1429)时，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回文诗体，做了一首题曰《偶成》的诗送给他［36］。其后，又赐给他银记四块，上面刻的字是“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迹双清”［37］。当然，比较而言，朱瞻基在明朝皇帝中，头脑还算是清醒的，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他下令召还采办中官。这是因为山东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上疏，揭发京师派出的宦官采天麻、野味，“民被虐害，兼妨农务”，朱瞻基遂下令“悉召还治之，自今更不许辄遣人”。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朱瞻基还下令处死指使内使阮巨队等在广东“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的内官袁琦，用的是凌迟这一极刑；次年正月，他还敕谕南京、应天等府，今后“凡出差内官内使，其寄附赃物在官员人等之家，许令出首归官，与免本罪。若隐匿不首，事发，与犯人罪同”［38］。因此，宣德时期，宦官虽受宠，但还不敢太放肆，故未形成专权的局面。

这是明初宦官的大致情形。到了明中叶，也就是从成化至万历时期，宦官的情况比起明初来，就大不相同了：把持国柄，专权误国，横行无忌，已是愈演愈烈。

英宗朱祁镇登上九五之尊时，才是个年仅九岁的娃娃。太皇太后张氏委托著名的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权在握，宦官畏惧，尚不敢张牙舞爪。但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不理朝政，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这是明朝皇权转换到宦官手中的开始。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汪直也是势焰熏天。到了武宗正德时，宦官刘瑾的专权又超过了王振、汪直，大肆乱政，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祸害。

明末，更产生了魏忠贤这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由于他的把持国柄，倒行逆施，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已给明王朝敲起了丧钟。

明朝宦官这支队伍，在洪武时期还只数百人，到了明末竟发展成尾大不掉的数万之众。明宪宗朱见深时，右副都御史彭韶在奏疏中说，“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可见成化年间，宦官已达万人。在孝宗朱樘、武宗朱厚照时，不断有人在奏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内府二十四监局及在外管事者并有常员。近年诸监局佥书者多至百数十人”［39］。神宗朱翊钧时，仅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六年(1578)的六年间，两次新增加的宦官便有六千多人［40］。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亡国之际，史载“中七万人皆喧哗走”［41］。有首诗更记此事说，“授兵十万上谯楼，可是文皇靖难收。只费杜勋三四语，尽从濠内一时投。”［42］这里所说的“授兵十万”，指的是十万净军，也就是由宦官组成的武装队伍。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根据他向明朝老太监了解到的情况，说明朝“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43］。说明末宦官有十万之众，这个数字难免有夸大之嫌，但说有数万人——譬如说三五万人，应当是确实可信的。

宦官既有如此之多，管理宦官的机构，便必然叠床架屋，十分庞大。仅从宦官二十四衙门的情况看来，就够使人眼花缭乱了。所谓二十四衙门，是指十二监、四司、八局的总称。十二监是：

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负责掌理内外奏章，照阁票批朱等。监督、管理皇城内的出籍、内书堂、仪礼、刑法、关防门禁。

内官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及经办妆奁器用等事。

御用监：设掌印太监一员、里外监把总二员。负责造办皇帝所用之物。

司设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仪仗队等。

御马监：设掌印太监一员、监督太监一员、提督太监一员。掌管御厩等事。

神宫监：设掌印太监—员。负责太庙各庙洒扫及管理香、灯等事。

尚膳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光禄太监一员、总理太监一员。掌管御膳及宫内食用等事。

尚宝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

印绶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勘合、符验、信符等事。

直殿监：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各殿及廊庑的打扫。

尚衣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皇帝的衣帽鞋袜。

都知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本来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大驾，负责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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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是：

惜薪司：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薪、炭。

钟鼓司：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

宝钞司：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粗细草纸。

混堂司：管理浴室。

八局是：

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负责制造军器，火药司属于此局。

银作局：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打造金银器饰。

浣衣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均发往此局居住，直至老死，以防泄漏宫中之事。该局设在皇城外，德胜门以西。

巾帽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以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

针工局：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制作宫中衣服。

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

酒醋面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等物。

司苑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蔬菜瓜果［44］。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二十四衙门外，宦官还掌管了内府供用库、司钥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以及甲、乙、丙、丁、戊字等十库，和一些房、作、厂。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更设立东厂，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又设立西厂，大约武宗正德三年(1508)，复设立内行厂，负责对臣民侦察、监视、逮捕、刑狱。不仅如此，还设立了提督京营太监，并派出宦官在南京天寿山、湖广、承天府、凤阳担任守备；负责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担任各省要地的镇守；管理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监督各地仓、场，同时，还不断派出宦官去监军，担任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特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明一代，特别是自明朝中叶以后，宦官自成体系，俨然中央政府中的政府，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像蚂蚁一样爬满从中央王朝到地方重要权力机构的大小山头。

宦官的蔓延、横行，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严重影响。

政治上： 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剧化。

东、西厂完全是个特务机关，直接受皇帝指挥，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宪宗成化年间宦官头子汪直执掌西厂时，派出的特务在侦察时，“烦密苛细，民间斗骂，纵犬争鸡，并痛捶直。”如果谁犯了这些根本算不上是罪过的所谓罪过，就要“封闭其家，或夜搜之”，连妻室儿女都被剥光衣服，毒打一顿［45］。天启年间，杨涟在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时，第二十条罪状是：“最可异者，东厂原以察奸细，缉非常，非扰乎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倾陷。野子傅应星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傅继教为之投匦打网，片语违欢，则驾帖立下。”［46］东厂扰民，于此亦可见一斑。对于宦官的横行不法，百姓如果稍有不满，议论一下，便会大祸临头，甚至惨遭杀害。魏忠贤当政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甚至剥皮、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47］。有一次，有四个人夜饮密室，其中一人吃饱老酒后，大骂魏忠贤，其他三人吓得都不敢出声。还没骂完，番子——即东厂及锦衣卫派出的特务，便突然出现，将四人逮捕，交给魏忠贤，骂魏忠贤的人马上被剥皮、碎割，其余三人吓得“魄丧不敢动”［48］。真是特务多如牛毛，侦察无所不到。据当时人记载，魏忠贤派出的心腹、爪牙“遍布寰宇，充塞京师”。京中各衙门的皂吏衙役，唱戏、卖小曲的、厨师、裁缝、篦头、修脚师傅等等，都受到魏忠贤的重赏而充当耳目，所以很秘密的一些事，如写一份状词、一封书信及小范围的密谈，往往都被密报给魏忠贤，有谁要是触犯了魏忠贤的忌讳，立刻就会被处死，连尸体都找不到。这种高压政策造成的恐怖气氛，弄得人人自危，“无论民间重足侧目，而士大夫无一夕敢舒眉欢宴，坐谈间无一语敢稍及时事”。即使住在很偏僻地方的人，也感到无名的恐惧，让人窒息，如“针刺在体，卧不贴席”，直到魏忠贤伏诛后，仍“思之，令人毛骨犹竦”［49］！凡此种种，都表明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更紧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剧了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

宦官专权，同时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阉党、东林党之争，沸沸扬扬，直至明亡。


东林书院石牌坊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但是，以江南著名知识分子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的东林党，其中有不少人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他们从巩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忧国忧民，主张调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整饬吏治，坚决抵御后金的侵扰，毕竟要比阉党好得多。尽管东林党中也颇有依附草木的小人，他们的门户之见也是很深的。魏忠贤秉政后，两党之争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大批在天启初年“废斥殆尽”的官僚政客，重新聚集到魏忠贤的名下，企图卷土重来。当御史李应升、给事中霍守典等人上疏抨击魏忠贤后，特别是副都御史杨涟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后，“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阉党崔呈秀、王绍徽、阮大铖等炮制《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将东林人士悉数列入，献给魏忠贤，让他按图索骥，把东林党人统统打下去。结果，朝臣中的东林人士罢斥一空，“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不少人更惨遭杀害。这样一来，“忠贤之党遍津要矣”。阉党对东林党人打击、构陷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被时人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顾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被诬以受熊廷弼贿赂的罪名，入狱后勒令追赃，“遂五日一比，惨酷更甚。比时累累跪阶前，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则受拶，弛拶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创痛未复，不再宿复加榜掠。后讯时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见者无不切齿流涕。”杨涟在狱中死得更惨，“自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杨涟、魏大中、左光斗的尸体从诏狱后的小门中运出时，已腐烂不堪，“臭遍街衢，尸虫沾高攀龙题诗扇面沾堕地”［50］，真是惨绝人寰。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就此灰飞烟灭的。作为一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自然有它的社会基础。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上台，东林党的潜在力量又活跃起来，极力想如法炮制，把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系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两派政治力量继续较量着，一直闹到明朝灭亡，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仍流波不息，重开内战。梁启超曾经慨乎言之：当他们“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著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著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51］。这里，虽然梁启超对明末农民军是敌视、丑化的，但对两党相争的后果，却叙述得颇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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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 横征暴敛，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摧残。

宦官管理皇庄，假托威势，逼勒小民，致使很多百姓“荡家鬻产，儿女怨声动地，逃移满路”，“民心伤痛入骨”；侵夺民田：仅谷大用一人即占民田万余顷，刘瑾修理庄田，不仅侵占不少公、私土地，还毁掉官民房屋3900余间，挖掉民间坟墓2700多座。

遍设税监，大肆搜刮：如京师九门的税务都由宦官把持，每门坐镇宦官多达十余人，轮收钱钞，竞为削，行旅苦之。

提督市舶司，控制海外贸易，贪污中饱：如宪宗成化初年，宁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极为“贪恣”；尔后在广东的宦官韦眷，在市舶司任内更是“聚珍宝甚富”。

奏讨盐利，甚至贩卖私盐，使盐法大坏：如成化十九年(1483)，宦官梁芳“侵盗库金以数十万计，不足则给以盐……前后请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商引壅不行，边储日匮”［52］。

勒索贡品，民不聊生：如武宗正德初年，浙江镇守太监王堂、提督市舶司太监崔瑶等人，对富阳县的茶叶、鲥鱼二种贡品，百般勒索，“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53］。

派至各地的矿监的疯狂掠夺，对社会经济更是罕见的浩劫。大规模派遣矿监，始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天下在在有之”。派宦官负责某些矿的开采，明成祖朱棣时已经开始。如太监王彦主持开黑山金矿，拉了六千人，开了三个月，“止得金八两”，后来宪宗成化年间，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共二十一场，岁役夫五十五万，死了无数人，“得金仅三十五两”［54］。这不过是宦官藉开矿为名，营私舞弊，劳民伤财而已。明神宗朱翊钧更是个贪财好货、嗜钱如命的皇帝。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55］他派出的矿监遍及天下。其实，“求矿不必穴”，有些地方根本无矿，而宦官“务为劫夺以应上(皇帝)……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何以故？万历二十六年(1598)吏部尚书李戴一针见血地说过：“奸人……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至于趁机拆毁民房，抢劫家财，挖掘坟墓，掠取葬物，更是史不绝书。但是，矿税掠夺所得，是否都到朱翊钧的私囊中去了呢？并非如此。仅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的九年间，宦官报上来的显然大大缩小了的矿税银近三百万两，而“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大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十一”［56］，“私充囊橐，十得*”［57］。宦官们的腰包，简直要撑破了！社会经济日益凋敝，阶级矛盾也就更趋激化。矿使以及税监在天下横行的结果，是到处“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桑交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仇恨的种子在人民的心中发芽，反抗的烈火不断在各地燃烧。

军事上： 宦官监军，加速了军队的腐化，边防大为削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


宦官监军，始于何时？史籍上记载不一，有待深入研究。但早在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就曾经派宦官赵成赴军中监视、侦察。朱棣当了皇帝后，更派了宦官王安、王彦之等人监军。到了英宗正统年间，宦官任监军的名义，正式出现。史载正统二年(1437)，甘肃驻军在*阿台朵儿只伯时，即派出太监王贵监军。此后，每次军事行动，都派出宦官监军。正统初年，宦官吴诚、曹吉祥、刘永诚等还直接统帅军队。不难想见，让那些不学无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家伙率领军队，不打败仗，那才是不可思议。英宗朱祁镇让司礼太监王振统军，*也先，造成当时震惊中外的“土木之变”，便是典型。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在王振怂恿下，决定“亲征”也先(亦称乜先，瓦剌部，这时他已在实际上统治蒙古各部)，“命下，二日即行”，仓促率领五十万大军迎战，数战皆败，八月十五日退至土木堡， “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虏寇大肆杀戮，邀留上驾”［58］。所谓“邀留”，是为尊者讳的说法。实际上，朱祁镇当了俘虏。随行的数百名文武官员，有的被杀，有的成了阶下囚。五十万大军土崩瓦解。宦官监军，直至明末。侯方域曾写诗一首，对崇祯时期宦官的监军，作了委婉的嘲讽：“轸念苍生甚，恭承禁旅遥。貂亲节制，号令出云霄。敢谓明威远，或传将士骄。数曾城上见，未可达王朝。”［59］《明史·职官志》序说：“初领五军都督府者，皆元勋宿将，军制肃然。”“既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疆事遂致大坏，明祚不可支矣。”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即以崇祯朝而论，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 统统交付宦官。结果，这批宦官“挟势恣肆”，掣肘将领，侵蚀军饷，避敌殃民，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所不用其极。更荒谬的是，天启时魏忠贤“选京师净身者四万人，号曰净军”［60］。崇祯末年，更大为发展，让他们守城。最后，李自成进京时一声炮响，这支庞大的不男不女的特种武装，立即作鸟兽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史上的一幕滑稽剧！

明朝的宦官，为什么这样猖獗？答案只能从明朝高度发展的极端专制主义的君权中去寻找。

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君主专制时代，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所谓集权于中央，实际上不过是集天下大权于皇帝一人，由他高踞于封建等级制金字塔的顶端而已。出身贫苦，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朱元璋，在刚登大宝时，鉴于元朝亡天下的教训，还能注意“人安为宝”，派人晨昏“画角吹难”，提醒臣民“为君难，为臣又难”，“创业难，守成又难”［61］，甚至还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但是，等到天下坐稳，特别是在各地小股农民起义均被*、宰相制度被废除、功臣宿将几乎全部被翦除后，便深居简出，重温历代君主千年帝业的酣梦。不难想象，在朱元璋心目中，连徐达、李文忠、刘基、朱升等等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元勋尚不可信，还有什么人值得信赖？久而久之，便必然形成这种局面：谁跟他接近最多，便最受信任。享有这个“得帝独厚”机会的，当然只有宦官。因此，尽管在开国之初，朱元璋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头一个做不到的，正是他自己。从这样一件事上，我们不难窥知其中消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喜欢结交儒生，礼贤下士，家中有不少门客。有一天，文忠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元璋听了大怒，说：“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遂把文忠门客都杀了，“文忠惊悸，得疾暴卒。”(按：李文忠非“得疾暴卒”，乃为朱元璋毒死。见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二)此时此地，朱元璋已把宦官作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宦官的地位，也就可见一斑。此例一开，在朱元璋的儿孙们看来，重用宦官，当然就是信乎有证，不悖祖训了。

明代皇权大肆膨胀的另一个结果，是皇帝被进一步神化，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62］。差不多至迟从晚明开始，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63］。皇帝被神化，只能导致君臣隔阂，到宪宗、孝宗时，皇帝与大臣“竟以面对为可怪，一逢召对，遂有手足茫茫之感”［64］。最典型的例子是，宪宗成化七年(1471)，有次召见时，群臣“皆同声呼万岁，叩头”［65］而已。明中叶后，某些大臣陛见时，简直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神宗皇帝有次召见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商议张差闯宫的案件，方德清只知连连叩头，吴崇仁“则口噤不复出声，及上怒，……崇仁惊怖”，竟然吓得昏死过去，“乃至便液并下”，“如一土偶，数日而视听始复”［66］。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遂使皇帝将宦官倚为心腹，为阉人专权，打开方便之门。

历代封建王朝，都逃不出这条规律：随着政治局面的稳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作为全国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消费欲越来越大。因此，几乎每一个王朝中叶的帝王，无不以比起乃祖乃兄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胃口，肆意追求消费，吮吸民脂民膏，力图穷极人间天上最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明王朝也不例外，明中叶后的皇帝，特别是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更是醉生梦死，荒淫无耻。以朱翊钧而论，成天耽于酒、色、财、气，“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67］。既然二十年不坐朝，也不召见大臣，那么，必须由“宸躬独断”、皇帝料理的国家大事，由身不离左右的宦官代为料理，也就势必不可避免，久而久之，“乃称肺腑矣”［68］，宦官手中的权力便越来越大。稽诸史籍，真是历历可数：朱厚照喜欢喝酒，宦官便投其所好，“利其醉，不时进觞，遂日酣酗，不及亲政”［69］ 。刘瑾每次奏事，专挑皇帝被杂伎逗得乐不可支的时候，这样，他一奏事，皇帝便说：你干什么，这样麻烦我。因此刘瑾便趁机自作主张，处理大事。魏忠贤奏事，则选择天启皇帝朱由校“引绳削墨”，摆弄木工工具，玩得最起劲的时候。这一来，形同顽童的朱由校，便十分讨厌，荒唐地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是以恣威福惟己意。”惟其如此，明中叶后司礼监的宦官才掌握了“照阁票批朱”的大权，使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居内阁上”，“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宦官)”，内阁大权旁落，无所作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70］，真是荒唐。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其实，这些阁老、尚书，并非都是草包，关键正是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已被转移到宦官手中。

但是，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他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皇权的一种特殊使用形式而已。“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71］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作为后盾，或者假传圣旨，也就是“矫旨”行事，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出身流氓、无赖的魏忠贤之流，即使再狡猾，威福也是作不到宫门之外的。因此，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他们自己的命运，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走狗不走、需要另换走狗，或者觉察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立即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王世贞说得好：“即狼戾如(王)振、(刘)瑾者，(皇帝)一(即皱眉头)而忧，再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72］以刘瑾而论，虽被军民称为“站的皇帝”［73］，权倾朝野，威风赫赫，但最后武宗一翻脸，刘瑾就被凌迟处死。这就是宦官的下场！透过刘瑾被杀千刀时以及刘瑾、魏忠贤之流屠戮臣民时的阵阵血腥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宦官专权的祸首，是皇权，是浸透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

但是，“一瑾死，百瑾生”［74］。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制度依旧，宦官得以孳生的条件便继续存在。因此，杀了刘瑾，曾几何时，又出了个魏忠贤，其作恶时间之长、危害之大，都超过了刘瑾。等到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上台后猛砍三斧头，除掉魏忠贤，并将与魏忠贤狼狈为奸的阉党管家婆客氏鞭死，焚尸扬灰。但又曾几何时，崇祯帝对宦官的信任，又超过了乃兄、乃父、乃祖。

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城时，还与跟他形影不离的司礼秉笔太监王承恩相对无言，一起吊死煤山。这就充分表明，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无法根除的积弊，中国地主阶级发展到明朝，已进入没落、腐朽的历史阶段，更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铲除这种积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