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上海生活如何：病逝当年月入仍为现在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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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真假鲁迅辨》，倪墨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鲁迅是中国现代的大文豪。有人说他生活富裕，有人却说他寒酸，实情到底怎样？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作者陈明远的论断曾广为流传、引用，根据他的研究，鲁迅的收入水平相当于2002年时的每月1。2万元到4。5万元人民币。而王锡荣在《“文豪”还是“富豪”——鲁迅究竟有多少钱》一文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若鲁迅每年收入四五十万元，那是一个富豪而不是一个文豪的概念了。这也就打破了人们以前印象中鲁迅“破帽遮颜过闹市”的穷酸相：原来鲁迅富得流油。

对于这道各执一词的收入计算题，《真假鲁迅辨》一书作者给予了解析。

以日记会漏记、不记这一点，作为质疑、停止对鲁迅经济生活研究的依据，并不科学

王锡荣先生是这样评论陈明远先生的统计：

这个统计是并不准确的。首先，它没有扣除鲁迅所缴的所得税。其次，对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1921年到1926年期间所得到的“年功加俸”，没有确认。第三，必须澄清一个概念：《鲁迅日记》所记收入并不像陈明远说的，或人们普遍的印象那样完全。说鲁迅每一笔收入都记账是有误解的，更不要说支出了。例如，1921年鲁迅已经有稿费收入了，这年2578元收入仅包括教育部和北大、高师的部分工资，还不包括稿费。像4月17日收到“小说月报社汇单一张”，其中是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又9月14日收到浙江兴业银行14元，有可能是稿费，但不能肯定。其实，倘将鲁迅所有发表的文字和编辑出版的书刊，应得的收入与实际的记载对照统计一下，恐怕会有较大的差距。

我们来看一看王先生的这一连串反驳是否有道理：其一，北洋政府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向公务员和大学兼课教师、业余写作者征收所得税似乎并不为人所知，也未闻及南京国民政府向自由撰稿者征收所得税。如鲁迅有所交纳，何以鲁迅日记中不见记载？

其二，据《鲁迅研究资料》第22辑中《社会教育司教员表》载：鲁迅“年功加俸”每年360元。有人加注说：“自民国十年（1921年）十一月起，鲁迅即得到360元的年功加俸。”但是查鲁迅日记，以后鲁迅月俸仍为300元，并无每月30元或年底360元的“年功加俸”，倒是欠薪反而越来越多。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也说明了鲁迅没有收到过“年功加俸”的情况。

其三，陈明远一再声明，是以鲁迅日记所载的收入为统计对象的。日记当然会有漏记、不记，而且即使所记如“小说月报汇单一张”，因没有数目，无法统计。但这些都不影响据日记所载的统计的相对来说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权威性。以日记会漏记这一点，作为质疑、停止对鲁迅的经济生活研究的依据，并不科学。

其四，至于将“鲁迅所有发表的文字和编辑出版的书刊”，倒过来统计“应有的收入”，以便与已有的记载进行“对照”，这说说便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仅要了解当年相关的书、报、刊的稿费标准这一项，要调查清楚就非常难。如“小说月报汇单一纸”，即使能考证出是哪篇文字及其稿酬数额，但数额恐只能估计，很难“准确”。所以，这种“倒过来”的统计，事实上是很难实行的。

陈明远从商品价格，并通过一些家庭、社会群体的经济生活来研究计算币值对比，以此对照鲁迅收入情况，是大致接近历史事实的

陈明远还做了币值对照的工作。在2004年定稿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中，陈明远根据大米、猪肉、白糖、植物油、食盐、棉布等当年有记载的市场价格的对照，修订了币值对比：1911至1919年，一块钱约合今（2004年）40至50元；1920至1925年，一块钱约合今35至40元；1926至1936年，一块钱约合今30至35元。



笔者手头有一本《从上海发现历史（1927—1937）》（忻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刊有大量的各种社会调查统计表，其中有《1926至1936年上海市零售物价表》，列有许多商品的十年间变迁的价格。陈明远书中原只对大米和猪肉的价格进行对照，但不久前看到他书作的增订本，已对多种商品价格进行对照。商品价格变迁和币值对比，是经济学、社会学研究中的一项专门课题，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根据比对，可以说，陈明远根据多种商品价格对照提出的币值对比，是大致接近历史事实的，是科学的。

陈明远不仅从商品价格计算出币值对比，他还通过一些家庭、社会群体的经济生活来研究币值对比。如他的著作初版中有一篇《1930年小知识者的生活》，是从1930年2月的《大公报》上找到材料的，说的是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知识者，月薪50元，刚结婚，妻子不工作。他的50元是这么分配的：房租10元（月薪的20％）、伙食费11元（22％）、衣服5元（10％）、车费3元（6％）、日用杂费10元（20％）、储蓄8元（16％）、备用特别费3元（6％）。几个月下来，储蓄落了空。

这个小家庭如在1999年，按照陈明远的币值对比，收入当是1500元左右。住房如是单位分配的公房，房租不到300元；两人伙食费330元，是不够的；总体说来，这个小家庭的生活还过得去，安排得好还可有点小积蓄。陈明远大著修订版中仍保存这例子。这个小家庭如在2004年，收入当约1750元，物价虽然涨了，生活还过得去，但如要交几百元的房租，那生活就紧巴巴了。从这个小家庭生活的综合对照来看，陈明远所拟的币值对比，没有太大的离谱。陈明远著作中，还有一些工人家庭经济生活的例子，大致也还说得过去。

陈明远是这样对照鲁迅收入的币值的：

1927年共收入3770元，平均每月314．17元（倪按：应为314．75元）。

1928年共收入5971．52元，平均每月497．63元。

1929年共收入15382．334元，合今人民币53．5万元（倪按：计算有误，按一块钱合30元计，为46．14万元）；平均每月1281．86元，合今为4．5万元（倪按：计算有误，按一块钱合30元计，为3．84万元）。

1930年共收入15128．895元，合今为45．8万元；平均每月1260．74元，合今为3．8万元。

1931年共收入8909．30元，平均每月742．44元。

1932年共收入4788．50元，平均每月399．04元，约合今为1．2万元。

1933年共收入10300．93元，约合今为32万元；平均每月858．41元，约合今为2．6万元。

1934年共收入5679．62元，约合今为17万多元；平均每月473．30元，合今为1．4万元。

1935年共收入5671．37元，约合今为17万元；平均每月472．61元，合今为1．4万元。

1936年l月至10月（实际上因鲁迅病危，只能算8个月）共收入2575．94元，平均每月321．99元，约合今为1万元。

王锡荣把佣工作为家人统计，用来平均收入，测量鲁迅的“生活水平”，这是违反生活常识的，这样测算出来的“生活水平”恐怕很难让人信服

对于上述鲁迅收入的约合数据，王锡荣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活水平”的说法。他认为：“鲁迅每月几百元的收入，是‘收入水平’，而不是‘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是要看家庭人口状况才能确定的。”当今社会衡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当然先看他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核计他的“生活水平”，当然也可以。

对于鲁迅的“生活水平”，王锡荣是这样测算的。他把鲁迅1912年至1936年的“生活水平”分为六个时期作介绍，今摘要如下：

第一时期：1917年4月以前，鲁迅月收入在230元左右，实际总供养人口至少可算6人，平均每人每月40元左右，属于中等水平。

第二时期：1917至1923年7月，全家在八道湾大院里，鲁迅月收入到手约250元，周作人约200元。供养人口12人（鲁迅、母亲、朱安、作人夫妇及两孩子、羽太重久及福子，建人夫妇及一孩子，还有管家、女工），每人每月38元左右，也属于中等生活水平。

第三时期：1923年7月以后，仅供养自己和母亲、朱安及女工，并补贴周建人、朱安亲属，月收入230元，每人每月约合50元，已接近上等生活水平。

第四时期：1926年8月到厦门、广州后，月收入增加到400元至500元，再加稿费，供养人口仅为3人，再加上北京寓所的女工。平均每人每月可达100多元，属于上等水平。

第五时期：1927年10月到1929年9月海婴出生前，生活负担4人（母亲和朱安另有北京方面所得版税，这里的另两人是鲁迅的学生，所谓“义子”夫妇），收入达到每人每月150多元，是状况最好的时候。

第六时期：1929年9月以后，海婴出生，又在上海寓所增加了女工，一度曾达到两个女工，但每人每月也达100元以上，也是很宽裕的。

王先生对于鲁迅“生活水平”的这份叙述，我粗粗一读，真感到问题成堆，统计不正确。为什么1923年7月以前，鲁迅月收入到手250元，而7月以后是230元了？鲁迅在厦门、广州期间，北京方面由北新书局每月送去版税150元。既然北京人口和鲁迅一起平均收入，那厦门期间每月收入应是工资400元+版税150元=550元，广州期间每月收入应是工资500元+版税150元=650元，为什么不把这150元计算在内？上海期间每月的收入也和史实出入很大。1917年4月即周作人到北京前，鲁迅每月汇款给绍兴家里100元，其余由他自己安排。绍兴全家有全家的“生活水平”，鲁迅一个人在北京有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为什么要混同起来计算“生活水平”？这并不合乎实际情况。鲁迅在厦门、广州都有自己的“生活水平”，为什么要把不生活在一起的北京家人扯在一起，搞出一个平均数，作为鲁迅的“生活水平”？

显然，这样统计出来的鲁迅的“生活水平”是不合乎实际的。佣工怎么可以算作“家庭人口”？把佣工作为家人统计在内，用来平均收入，作为测量“生活水平”的依据，是违反生活常识的。鲁迅有时接济周建人、朱安娘家，以及有学生来住在他家的招待费用，这应算在“支出”项下，这种不固定的接济，是不能作为“家庭人口”计算在内的。

不过即使按照这样的算法，王先生还是不得不承认，鲁迅全家的“生活水平”在1923年7月以后就“已接近上等”，之后更有些阶段过着“上等”或是比“上等”更好的“宽裕”、“很富裕”的生活。这些标准的划分依据从何而来，王先生依然没有说明。这样测算出来的“生活水平”恐怕很难让人信服。